曾祺和斤瀾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幾十年，我們在文學上卻談得不多。缺乏主動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無能並無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談文學尤其少。算起來總共不超過十次。平均五年談一回。
五十年代中，與我同輩的幾位青年作家，如紹棠、谷峪都出了書，我還沒一本集子，看著挺眼熱，想把己發表的作品編在一塊出本書。可又覺得份量不夠。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說：「出也行，不出也罷。」便不再多說。這話我反覆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態度，又找到他說：「接受你的建議，不打算出了。」他笑道： 「急著出書幹什麼？要急就急在創作路子上。你現在的題材，觀點，文風都不錯，跟時興的路子一致，容易發表也容易被看好，這點你比我強。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這是我頭次聽說作品還要找到作家自己。從此自覺不自覺的總想找找自己。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斤瀾在北京日報發了篇小文章，談文藝觀點，一干來字。字斟句酌，行文嚴謹，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卻對我說：「你見到斤瀾跟他提一聲，講究語言是他的長處，但過分考究難免有嫻巧之虞。這麼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瀾轉達了，斤瀾聽了滿服氣，不斷笑著點頭自語：「嫻巧，哈哈哈，嫻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調到《民間文學》雜誌任編輯部主任。他來電話說：「我記得你到大涼山去的時候，收集過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嗎？」
我說：「有，整理了幾首，上百行，一直沒拿出去。」
他說：「我給你發了吧，寫幾句序言一塊寄來。越快越好。」
重讀那些民歌引起對大涼山多少回憶，感情衝動之下，序言寫得就如脫韁之馬，又臭又長。曾祺看後說：「民歌很好，只是您這篇序言怕要動動刀剪吧？個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單寫散文好了，就別擱在這兒了。這兒就介紹彝族民歌。」我說： 「好。不過要由你來刪，我自己有點手軟。」他說：「行！」接著又建議把關於一位土司的記述也刪掉。他說那位土司既當過「國大代表」，又兼軍閥部隊的武職，是有出賣自己民族利益的劣績的。雖然起義了既往不咎，我們寫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傳。當時我聽了，真覺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練。於是我又為他因歷史問題總是不能入黨而暗表同情。
《彝族民歌選》不久在《民間文學》上發出來了。這是彝族民歌首次與全國讀者見面，涼山月色瀘沽風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許是有意嘉獎，曾祺寄來稿酬超過百元！是我五十年代拿得最多的一次稿費。
他寫文章談論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煙壺》發表後，《文藝報》要發篇評論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問我找誰好？我說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說他就寫了。文章發表後我向他致謝，他說：「先別高興，我還有話沒寫上呢。你那個庫兵不行，是個多餘的人物，這篇小說沒他什麼事也礙不著，只因為你對這種人物有興趣就寫上了。這不行！破壞了結構的嚴謹。我只在文章中說你九爺寫得好，沒提這寫得不好的庫兵，給你留點面子，當面這意見還得告訴你！」
他對《煙壺》這條意見，我沒跟別人說過，不想泄這個底。為了紀念曾祺，今天我公之於眾。他完全說對了，我心服口服，不過我不想改。
他對《戰友朱彤心》持否定看法。這篇東西是他女兒汪朝先看的。汪朝看小說很有限力，開始邊看邊說：「鄧叔叔這篇東西寫得不錯，寫得不錯。」可越看越泄氣，看到後來把雜誌往桌上一扔說：「挺好的開頭，結尾砸了，全完！」聽女兒這樣說，他才拿來看。他說：「開頭真不錯，以喜劇手法寫人物的悲劇性格，多好，而且已經完成大半了，怎麼突然弄出個正面結尾？真沒勁，真糟蹋材料！」我有點懊悔地說：「原來我是寫成此人一事無成的，刊物主編看後說，這樣有趣是有趣，但主人公一生只鬧笑話，毫無作為，是不是太沒意思了？不過改不改隨你，這只是我個人看法。我聽了這意見後才改成這樣……」曾祺說：「不在人家提意見，而怪你自己沒主見，沒主見說明你對生活理解、判斷得還不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說： 「不錯，我也確實感到主編意見有道理。」他聽了連連搖頭：「可惜了，可惜了！挺好素材糟蹋了！還是我這女兒有點眼光！」
汪曾祺近年來被人們稱為「美食家」，我很高興，也為斤瀾抱不平。五十年代斤瀾的烹調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溫州菜「敲魚」在北京文化界獨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種也多樣。曾祺桌上經常只有一葷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盤花生米。
我倒是常看到曾祺做菜。那時他一家三、四口只住一間屋。有個煤球爐子，冬天放屋裡，夏天放門外。趕上做飯時間到他家串門，汪曾祺准在圍著爐子忙活。五十年代曾祺做萊還不出名，作的品種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黃瓜，冬天拌白萊，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乾絲」和「醬豆腐肉」。前者是揚州作法。但北京的豆腐乾與南方香乾有別，不是那個味，汪先生有時就用豆腐絲代替。味道也過得去；後者是他耳聞加獨創的吃法，聽別人說了自己又揣摩著作的。質量不大穩定。五一年冬天一個星期日，我逛完王府井到東單三條曾祺家喝茶歇腳，一進門就聞到滿屋醬豆腐味。爐子封著，爐蓋上坐著小砂鍋，隔幾秒鐘小砂鍋「朴」地一響。我問他：「大冷的天怎麼還封爐子？」他說：「做醬豆腐肉，按說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鍋好，可我怕煤氣中毒，改為白天。午飯吃不上了，得晚飯才能燉爛。」我歇夠腿告辭，走到院里碰上九王多爾袞的後裔金寄水。閑聊中我說到曾祺怎樣燉醬豆腐肉。寄水搖頭說： 「他沒請教我，這道菜怎能在爐子上燉呢？」我間：「在哪兒燉？」他說：「當年在王府里我見過廚子做這個菜。廚房地下支個鐵架子，鐵架子底下放盞王八燈。砂鍋的鍋蓋四邊要毛頭紙糊嚴，放在鐵架上，這菜要二更天開燉，點著王八燈，廚子就睡覺了，燈里油添滿，第二天中午開飯時啟鍋……」他說王八燈是鐵鑄的油燈，黑色，扁圓型，有五根芯管，看著像王八。
第二天上班，我問曾祺醬豆腐肉味道如何？他沒說好壞，只說「還得試」！
後來我在他家吃過兩次「醬豆腐肉」。兩次味逍、顏色都不盡相同，看來整個五十年代都還沒定稿。
57年後我倆各奔東西。斤瀾也下鄉長期勞動，只在每年春節回北京探親時三人相會一次。見面都在曾祺家，一是他年長，本應我們去看他，二來跟他烹調手藝長進也有關係。斤瀾廚藝落在他後頭了。
文化大革命後期，我提前退休，斤瀾被分配在電影院領座，長期休病假。我倆有了閑空，曾祺卻忙得邪乎，打電話總找不著人。有天終於在電話中聽到了他的聲音，就約好時間去看他。他非常高興，認真作了準備，把這些年練的絕活都亮了一下，嫂夫人和孩子不在家，我們三人冷熱葷素竟擺滿一桌子。雞粽，鰻魚，釀豆腐，漲蛋……雖說不上山珍海味，卻也都非平常口味。我在底下改造得太艱苦了，酒又喝多了一點，一時大意把好大一個肘子吃下去四分之三。從此每逢我到他家吃飯，他都預備肘子，而且一定放在我面前。
早年沒見過曾祺畫畫兒，也沒聽說過他會畫。知道他有畫家朋友，如黃永玉弟兄，都是畫水彩，刻木刻的洋畫派。還有個篆刻家朋友，是嘉興寺的和尚，一塊參加土改結下的交情。我見過他給曾祺刻的印章，也見過大和尚本人。稱得上法相莊嚴，刻藝右朴。但沒見過曾祺跟國畫家交往。解放初期北京國畫家一度生活困難，碰上中央整修天安門，老舍先生特意給中央寫信，把城樓上畫宮燈、屏風的活兒替國畫家們攬下來，實行按件付酬，暗含著「以工代賑」，如此以陳半丁、於非廠（此處讀庵）等為首的北京國畫家都跟文聯常來常往。來時我見到只有兩人跟他們應酬。一是美術編輯，一個就是金寄水。沒見曾祺參與應酬。我想他的畫大概跟烹調一樣也自學成材。中國書畫同源，他有書法底子，看過芥子園畫譜之類的書，又有傳統文人氣質，練起畫來順理成章，而且還確有獨創之處。十幾年前，我有天收到個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來的。趕緊打開看。裡邊是一幅畫，畫的鐵乾梅花。樹榦樹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謂「臘侮」。畫中夾著個字條，上邊說： 「你結婚大喜我沒送禮，送別的難免俗，亂塗一畫權作為賀禮。畫雖不好，用料卻奇特。你猜猜這梅花是用什麼顏料點的？猜對了我請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兩月硬沒猜出來。有天開會見到曾祺。我說：「我們猜到今天也沒猜出來。肘子不吃了。告訴我那梅花用的什麼顏料吧！」
他沖我毗牙一笑，說：「牙膏！」
我早知道他毛筆字寫得不錯。當年《說說唱唱》印信封信紙，刊名和地址用手寫體，都是汪曾祺起稿。他挺愛干這件事。顏體，歐體，柳體，三種各寫一張。楷書，行書各寫一行，請全編輯部民主挑選。人們評頭論足，叫好的人不少，但沒人因此稱他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