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和平等不是消極的。在政治上，美國的平民已經逐漸覺悟，他們消極的厭惡權力並沒有保障他們所渴求的自由和平等。牽制和平衡的政治組織固然使要做事的總統們無從放手做事，但是在消極性的政治中培養出了強大的經濟權力，籠罩了全社會的活動，大多數的人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在失業的威脅下戰慄。經了一個半世紀，平民的力量在政治上逐漸有所表現了，他們不再在選舉里棄權，他們要使用他們傳統精神所授予他們的權力來參預政治了。這是積極的民主，積極的民主在參預兩字。
平民若控制了政治，政治的力量是否會遏制經濟的發展？我們可以想像的是平民對於經濟權力的反感，這反感很可能轉變成私人企業發達的阻礙。在美國歷史上已經表現了好幾次。最著名的是傑克遜的反對國家銀行，我在上面說過國家銀行制度是漢密爾頓的傑作，他集合了私人資本，用國家的名義，得到特殊權利。這無疑是為財閥謀利益的設施，可是限制國家銀行的活動，固然可以使平民稱快一時，同時卻阻礙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受損失的不只是財閥，平民也在其內。這其實又落了消極民主的窠臼。傑斐遜所希望的小農民主，在科學發達工業勃興的19世紀和20世紀是不可能實現的了。消極的經濟民主忽略了這事實，因之，在美國歷史上像曇花一般，一現再現，總是沒有結果的。用政治力量去限制私人企業的過分膨脹是可以的，但是若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引導經濟的發展，一切的願望都會落空，像老羅斯福的反對托拉斯一般，全無實效。
在美國，除了極少例外，差不多沒有人在原則上反對私人企業的。在我們，電信、鐵路全是國有的，沒有人覺得這些社會公用事業應該由私人經營。可是在美國，若有人主張鐵路國有，一定會引起強烈反感。這是傳統。所以他們的問題不是國營和民營的問題，而是私人企業的發展怎樣能普遍地提高人民的幸福。
私人企業並不一定是有違人民幸福的。可是因為以往的私人企業是以「謀利」為目的，所以有時可以違背人民幸福。所謂謀利是指投資者一定要有利息，利息愈高，企業愈順利。企業發展的路線也是依利息較高的方向走。投資者得不到利息時，企業也得停頓。謀利的利字既限於這狹小的定義，所以有時會和較遠或全社會的利益相左。舉一個例子說，為企業本身著想成本愈低利息愈大，工資上能低一些就能降低一些成本。在工業突起的早年，童工和女工成了最有利的勞力，因為兒童和女子並不是家庭的正常掙錢的人，他們可以在較低的工資中出賣他們的勞力。在企業本身說沒有理由反對這成本較低的勞力，可是為了社會的利益著想，沒有教育機會的兒童長大了，不但社會不能得到他們最大可能的貢獻，而且死亡率、犯罪率的高漲，增加了社會的費用。女工的利用可能影響她們的家庭生活，若是工作環境不良，她們過度勞作的結果，可以影響社會上第二代的健康和教育。這是極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現在任何文明國家都已經禁止利用童工，以免預支和浪費社會的本錢，對於女工的利用也必須加以種種條件，使她們不成為便宜的勞工了。
私人企業為了要求眼前的較高利潤，他們可以用種種方法維持他們所定的價格。這是發生獨佔的一個原因。可是在維持某一商品的高價時，可以減少能享受這商品的人的數目，同時也限制了其他商品的市場。電力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電力公司為了它本身的利益，不願降低電價。所以一直到現在，美國的農家中還有2/3不能使用電力。沒有電力的家庭，自然不能有電燈、電氣冰箱、電爐。在這種人家，做主婦的就得費很多的時間和勞力去經管家務，限制了這社會的文化水準。同時，因為沒有電，電工材料自然也就不能銷售到這些人家去。沒有公共的電氣冰箱，很多的農產品不能種。比如洋莓，若是不能保存，就不值得種。為了電氣公司個別的利益，使社會整個生產力無從發展。
私人企業對於資源的利用也會發生浪費的弊病。美國Ducktown的銅礦是一個例子，這個銅礦附近有極好的森林，煉銅廠就砍下來作燃料。同時，煉銅時所發生的硫磺從煙囪里散布到四周，把剩下的森林都熏死了。雨水接著把土層沖洗，沙土淌在河裡，把魚趕跑了。下游的水電廠，因為水裡的泥沙太多，常常停電。結果，這地方的銅礦是開發了，可是其他的種種實業都受到了壞影響。若是這個銅礦的經營者心目中不只是煉銅，他們可以保存這森林，可以把硫磺作為副產，則這地方的漁業、農業以及電力都不會受損失。
每一個公司追求它自身最高的利潤並不能保證社會經濟最大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對於資源的最大利用。純粹站在經濟的立場說，私人企業的方式並不能實現科學所允許人類的最大收穫。
有很多反對私人企業的人是站在財富分配不公平的倫理基礎上說話的。這自然是應當注意的。科學知識是社會的產業，從科學知識里得到的財富也應當歸之於社會大眾，可是很多答覆這攻擊的可以說，私人企業並不一定排斥財富的公平分配。假如公司的股票能分散在大多數人的手上，這問題不就解決了么？我有一次在紐約一條街上走，抬眼望著一座摩天樓，順口問和我一起走的朋友，誰是這高樓的主人，他笑著回答我：「你要不要也做個主人？」我驚異地望著他，還以為他是在說笑話。他接著說：「我是認真的。你有錢，就可以在股票交易所去買這座高樓的股票。」其他的工廠、鐵路都是如此的。現在，美國的趨勢確是在盡量地想做到資本家的大眾化。譬如，他們一方面獎勵儲蓄，指導投資，以及把勞工的獎金購買了本公司的股票發給工人；另一方面徵收累進財產稅和遺產稅，一揚一遏，逐漸可使財產分配趨於平均。這樣說來，私人企業和財富分配不平均可以是兩回事。
我在這裡所給予私人企業的責難卻不是從財富分配觀點上來立論的。私人企業的專為個別企業的利潤著眼，可以和社會整個的利益相左。它不容易實現科學所允許我們對於資源最有效地利用和開發。我在美國曾和不少朋友討論私人企業的問題，我覺得美國人並不根本否認私人企業的原則，而是想怎樣去避免私人企業可能發生的弊病。換一句話說，他們覺得以往個別的企業確是不足完成現代社會的經濟使命。可是補救的辦法並不在以其他原則來代替私人企業，而是要在私人企業之上加上一個社會的目的。他們認為缺乏社會目的的私人企業確是會發生有損於社會的結果，可是在社會目的之下，私人企業同樣地可以獲得利潤。社會目的和私人目的並不是矛盾的，因為他們並不在一個層次里。社會目的給私人目的一個範圍，在範圍之內，兩者是相合的。私人企業的繁榮最後是靠社會的繁榮。社會不繁榮而私人企業講繁榮會引導到擱淺私人企業的不景氣。社會繁榮所以是私人企業繁榮的前提。若是在短期間私人企業因要顧全社會目的而遇到限制，這並不是兩者的矛盾，而是私人企業軼出了軌道，會遭遇打擊的警告。
美國的一部分進步的人是在想，怎樣去給私人企業一個合於社會目的的範圍。社會目的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倫理觀念，而是在經濟組織中生活的人所能在生活中感覺到的利益的綜合。譬如上游銅礦公司去設計它的企業時，能顧慮到在同一社區中開發資源的人所具的利益，它就可以不會浪費森林裡的木材和煉銅時所得的硫磺了。最理想的自然是在各種相關的企業之上有一個相互討論的機構。不但企業之間應有更合社會目的的配合，而且在從事於共同經濟活動中各種職務的人之間也得有這種討論的機構，使他們能共同完成大家的利益。換一句話說，只有共同的參預才能達到社會目的的確立。這是經濟民主的基本原則。
以往私人企業的經濟的確有許多弊病，到了20世紀的中葉，各個國家都在設法矯正這些弊病了。同一的目的之下，可以發生種種不同的方法。每個國家有它不同的傳統和不同的處境。在某一傳統和某一處境中所試驗成功的方法，並不一定能應用到另一傳統和另一處境之中。事實上世界各國怎樣去達到在社會的共同利益下最有效地發展它們的經濟，大概是不會採取同一方法的。我們自然應該去向各種方法一視同仁地去學習，但是若忘記了自己的傳統和處境，就不免會有畫虎成犬的結果。美國在試驗它們的方法，正如蘇聯在試驗蘇聯的方法。我們沒有理由有任何成見，為了美國的方法和蘇聯不同而分別我們的好惡。重要的是在從各國的傳統和處境中去了解它們為什麼採取某一種方法，更從領略各種方法的妙處中去為自己社會尋求一個適合於自己傳統和處境的方法。這就是我所謂「邦各有其道」的真諦。
美國在這方面試驗最有成績的是羅斯福最得意的傑作TVA。TVA是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縮寫，譯出來是田納西河流域管理處。1933年羅斯福受命於美國的人民來征服當時的不景氣。這是美國傳統經濟弱點暴露得最明顯的時候。美國的人民下了改造的決心，擁護羅斯福所提出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