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最後的歸宿必然是平民世紀。平民在社會中總是占絕對多數，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多數統治，所以最後必然是平民統治，我用「最後」兩字因為平民要實現他們的政治地位，必須能合理地使用民主政治所給予他們的權利，這不是旦夕可致的，必須經過一段時期的政治教育。財閥統治很可能是一個平民世紀的預備時期。當然，少數特殊權利的享有者，為了他們自身的特權，可能否認民主政治的原則，建立法西斯政權。可是這在英美是不容易做到的。他們民主的傳統太深，就是那些握有特權的人，在他們傳統的教育中，也不能內心無疚地踏上希特勒的道路。他們雖然不會痛痛快快地自動拋棄特權，可是只要他們在民主原則下鬥爭，他們至多只能利用平民的弱點，延遲平民世紀的實現，絕不能改變這世界邁進的方向。
美國平民的政治意識慢慢在成長，在這次大戰中，他們已開始自覺他們的政治責任了，這自覺可以說是發生於他們每個人對於自己生活的焦慮中。
自從大戰的勝利有了把握以來，最大多數的美國平民心目中的嚴重問題是戰後的職業。現在在兵工廠里做工的，在前線殺敵的，面對著一個矛盾：戰爭早一天結束好一天，可是戰爭一結束，他們不必再造轟炸機、坦克、吉普車；不必再在遠離家鄉的異國軍站里等候命令了。那時到哪裡去呢？現在每星期30元至40元的工資，養家之外尚有一點儲蓄；即在軍隊的，每月也有50元養家費，40元零用。戰爭一旦結束，若是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呢？失業，是的，這是個老名字，美國工人聽來那樣耳熟，又那樣可怕。胡佛任內的不景氣，還不過15年前的事，人人記得。這次戰爭結束後，會不會又重演這一幕慘劇呢？
他們這個憂慮並不只是受驚後的弓蛇之感，事實上不能不使他們著急。這裡是一些數目字：
1939年，美國工業里和農業里所有勞工人數不到4500萬，1943年已增加到5500萬，還有1100萬的人在軍隊里。2000多萬本來不做工的人現在或是做工或是當兵了。換一句話說，在這次戰爭中全人口中16%的人民就了新業，職工里添了原有數量的1/5。
1939年美國生產總值是1000億元，1943年已增加到了1880億元，差不多加了一倍。在這數目中政府收買的工業品佔850億元到900億元。換一句話說，普通工業還維持著戰前原狀，增加的是戰時工業。
戰爭結束了以後，若是恢複了戰前常態，則一半的生產力要縮小，1/5的工人要沒有職業。若是再有一次不景氣，那就更不堪設想了。何況技術進步，即使維持戰前生產水準，所需勞工數目一定會大大地減少。假定「常態」恢複了，或是不景氣降臨了，誰受到損失呢？大企業家不過少掙一些利益；直接受到凍餒的是失業的工人，沒法出賣農產品的農民，商店倒閉了的小生意人，開了差的小書記、小職員。愈是收入小的受到不景氣的打擊也愈重。在美國戰前有職業的人中每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還有2150萬的人。這些人是現在對於戰後經濟最擔心的人，這些也就是美國的平民。
這情形若發生在我們這種國家，那只有袖手等待這厄運的降臨了，至多也不過用求饒的口吻，哀告左右戰後經濟的勢力，不要太狠心。可是在美國這個具有民主政治機構的國家，平民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能防止這厄運的降臨么？這樣，平民的政治的意識提高了。他們可以在合法的政治鬥爭中去控制戰後的經濟計畫，使這龐大的生產力不但不必縮小，而且可以作為改善平民生活之用。
要使880億元在戰時增加的生產力用來提高平民的生活程度，在以「謀利」為動機所安排的經濟秩序中，是不容易做到的。其間必有一個時期需有一個權力能保證這大量消費品的生產一定有市場，另一方面又得保證人民可以在工作中創造得出這一大筆購買力來。這是要有一個力量能維持住就業的人數有增無減，工資也有增無減。這個權力只能是政府。政府能擔負這責任，在必要時可以用稅收來興辦公益事業，以增加就業；低利放款，或甚至用津貼來維持短期間無利的企業；用保險和救濟來維持暫時失業或無法工作者的生活。怎樣去建立這一個肯擔負、能實行這些戰後經濟計畫的政府呢？平民們開始自覺他們要使用民主政治所給予他們的權利了，他們要在投票中得到一個庇護平民利益的政府。
我在上面已提到過在上一次大戰結束之後所發生的財閥統治。這是可能在這次大戰結束後重演的。而且假使平民們不在這時候爭取政權，最自然的結果是財閥們再來一次「企業繁榮」。
1944年的大選是平民政治的一個試驗。怎樣能使最大多數的平民利用他們的選舉權來爭取他們生活攸關的戰後經濟安全？假定每一個選民都不棄權，平民政治也就有了成功的把握。平民人數多，票子多，所以必然發生決定哪一黨上台的作用。「假若這次大選能和1940年一般有5000萬選民投票，擁護平民利益的政黨一定得勝」，這是在大選前，有政治眼光的人同意的結論。所以內行人在大選前都注意到選舉票的總數上，杜威的朋友Gallup、美國民意測驗的主持者，只能盼望選民登記那天下雨，不然杜威的失敗是決定的了。
結果，羅斯福勝利了，8800萬合格的選民中，有6000萬人依法登記，有5000萬人投了票。按Gallup的預測不過3700萬張票子。因為在戰時，大量人口流動之下，公私事務重壓之下，沒有了汽油不能自由往來的限制下，若沒有特別的力量去鼓勵選民投票，Gallup的預測是不致太差的。可是，結果有5000萬人投了票，決定了羅斯福連任，為什麼呢？這問題的答案大概是很複雜的，但是事後的評論，沒有人能忽視了CIO-PAC的成績。這是美國政治中的新運動，我們要了解今後美國的政治，決不能不明白這個組織，這個運動。
去年年初，大選的空氣已經瀰漫了美國。我本是美國政治的外行，每天翻看報紙，五花八門，真是摸不著頭路。尤其使我這種外行覺得困難的是那些縮寫的名字。那時我到處都看到這CIO-PAC，可是望文無從生義，從各報社論看去這一定是個怪物。有的報痛罵這東西是法西斯，想包辦工人投票。有的說這組織的負責人Hillman是猶太，是立陶宛的原籍，聞得到紅味兒。有的說這組織的錢來路不明，可是巨大無比，預備收買總統。有的說Hillman既佔領了工會，又要佔領民主黨了。可是另一方面，Hillman的演講光明正大，實在動人。他要求國會檢查這組織的言論，公私信件，以及出入賬目。美國檢查機關FBI檢查了幾次之後，找不出破綻，證明了他們政治活動完全合法。至於P·M·、Nation、New Republic等我所喜歡的進步派報紙又極力推崇和辯護這CIO-PAC。有一次在報上甚至見到一張Dorothy Parker、Henry Wallace和Hillman一同吃飯的相片。Dorothy Parker是金老先生最崇拜的女作家，華萊士是不用說，大家熟的。金老先生所崇拜的作家大概絕不致和聞得到紅味兒的人在一桌用飯的吧——因為這種種矛盾的宣傳，使我不能不追問一個究竟： CIO-PAC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值得大家大驚小怪？
CIO是gress for Industrial anization的縮寫，譯出來是工業組合聯會。這聯會是發生在羅斯福任內通過了Wagner Act（1935年）之後。這法案保障工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僱主作集體交涉，禁止僱主開除工會會員。於是以前的「勞工武士會」改組成了CIO，同時組織了鋼鐵、紡織、汽車業等工會，和AFL（Ameri Federation of Labor）分別成為當前美國最強的勞工組織。
美國工會的主要事務是在保障工人的利益，增加工資，減低工作時間。他們對於政治並沒有特別興趣，不過是一個普通影響政治的團體。這可以說是一種傳統，我在上面已說過。1942年國會改選時，工會照例並沒有積极參加政治活動。在這政治興趣的低潮中，三個選民之中有兩個棄了權，棄權的大多數自然是平民（包括工人）。結果這個國會立下了許多和工人利益相反的法案。羅斯福總統雖則極力奮鬥，很多重要的政策無法通過。好像羅斯福要以增稅來代替公債，使平民的負擔減輕的法案被否決了。又像補助農產的法案也被否決了。1942年的國會正遇著戰爭，平民棄權的結果，使這次戰爭中有很多設施袒護了大企業家的利益，也因之使行政和立法兩系統間時常發生摩擦。這教訓使CIO感覺到工人的利益不只在廠內，必須參加廠外的政治活動了。而且工人不過是平民的一部分，和家裡的主婦，店裡的小職員等有著共同的利益。何況戰爭已接近勝利，戰後經濟的規定已成了平民所焦慮的對象。若是平民要爭取自己的利益，在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