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和機會同義」，原不過是一種想法，一種信念，一種引誘。在這具有強烈希望的信念中，年復一年，大批的人，從世界各地移入這新大陸。可是儘管現在在小學裡讀書的孩子們依舊覺得將來會做到總統、做到大王，事實上，北美這新天地所給予每一個人的機會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當然，我們得承認，除了從非洲綁來、騙來、拐來的黑奴之外，到北美來的大多數移民，他們不但在生活上享受著相當人權的基本保障，而且在早期，大家享有著相同的艱苦的遭遇。假若在18世紀初葉，工業並沒有在北美髮展起來，過海來的移民只能在荒原的開墾中去尋求機會，美國人民很可能實現更平等更自由的生活。傑斐遜所想像、所企圖創造的自由之邦，確是一個獨立小農、個別經營的集團。他到過倫敦和巴黎。當時這些名城還是和地獄相離不遠。人在機器的威力下被磨難，被奴役（即使在這次大戰之前，東倫敦的貧民窟還是使人會錯認是上海楊樹浦）。他曾說：「當我們有田地可以勞作時，讓我們不要希望看見我們的人民坐在廠房的板凳上，或去轉動紡線竿。」他當了總統，不顧他原來反對中央權力的成見，堅持著購買路易斯安那州，因為他相信，有了這塊新的土地，特別適宜於農業的土地，幾千代的美國人可以不必走上工業的路上來束縛自己了。可是傑斐遜的樂觀並沒有實現，路易斯安那土地儘管肥沃，仍敵不住科學在技術中所允許人的財富，機器發明，都市興起，這個個人自由主義的美國被推到了西方；被隱蓋在厚厚的一層工廠煙囪里所放送出來的煤灰里。這煤灰也許有時會使人感覺到一些窒息，可是比起了封建的黑暗，以及歐洲工業初期平民的飢餓，卻已是一種引人的曙光了。沒有這新興的都市，北美也絕不能吸收這樣多的移民。從1820年到南北戰爭（工業在北美確立的時期），一共有500萬的移民從愛爾蘭、英國和德國到達北美。從1870年到1920年（工業勃興時期）外來移民有2000萬。在這2000萬新移民中，主要的來源是南歐和西歐，義大利、奧地利、匈牙利、俄國和波蘭。
這許多移民不斷地從各地方湧入美國，使美國的人口成了一個大雜拌。1870年時的比例是：1000個美國人當中，435個是在美國出生，而且父母也是生在美國的；292個在美出生而父母卻是移民，127個黑人，1個印第安土人和1個中國人。
這些新來的移民大都是受不了歐洲社會的窮苦和束縛，到這世界來追求機會的。有一次我被一個朋友帶到了一位作者組合的編輯家裡。他是紐約新聞界中相當有地位的人物。我們談到了他早年的生活。他告訴我們說：他是生長在中歐的一個小國。幼年，他還明明白白記得清楚，全家靠他兩個長成的哥哥出外做工來維持生活。一清早他的哥哥離開家，從鄉下很遠地走到城市裡，找工作。若是找到了工作，晚上，天暗了，帶幾塊麵包回家。這是一家的食糧。逢到天雨，嚴冬，愈是會使人感覺到飢餓的日子，他的哥哥們找不到工作做的機會也愈多。他頓了一頓：「我對於幼年的記憶大概只有餓和冷。」後來他們搬到了北美。這新大陸沒有使他們失望。他說：「我們對於故鄉沒有留戀，沒有懷念，餓和冷不會使你有親密的情緒的罷？在美國，我才有今天。若是我的哥哥們不下決心過海洋，我也許已不在人間了。」
我沒有統計來證明有多少美國的移民是像這位朋友一般的。可是我相信他決不是例外。「美國在別的地方也許沒有什麼成績，可是飢餓兩字在這裡已是偶然的了，即使還沒有完全消滅。」
在紐約港口，自由女神的腳下刻著這樣一首詩：
你們這些疲乏、窮困的人，
你們這些擁擠的人群渴望真自由的氣息，
你們這些被家園排擠出來的可憐的人，
你們這些被暴風雨顛簸的，來我懷裡吧：
我舉起我的燈，在這金門的旁邊。
我怕讀者在上一章里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工業代表了奴役，農業代表了自由（多少和傑斐遜一般的見解）。工業的獨佔是限制了經濟自由主義所規定的自由競爭，可是它並沒有剝奪人民的職業和生活，也並沒有直接剝奪了《獨立宣言》中所舉出的人權。在我們中國，尤其是在戰時，聽見了統制就會聯想到政府包辦，或是檢查充公某一類的事情，這不是美國的「獨佔」。美國的獨佔是經濟生活最高權力的形成，這權力並不在法外作惡，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這權力的威風。只要你不想開火柴廠，你絕不會和金剛鑽火柴公司衝突；你不去開油礦也領教不到洛克菲勒手段的毒辣。這是企業家們勾心鬥角的戰場，和小民並不直接相干的。一個人若只想找一個職業，求一個太太平平、安安逸逸的生活，他所關心的是職業的安定。工業愈發達，甚至可以說，愈獨佔，他的生活就愈安定。在這一層里，職員和勞工可以享受到富裕的生活，以及擇業的自由。我想谷春帆先生的觀察是正確的，他說：「普通人本來只有少數資本，本來只希望得一相當職業，在其意識中（我覺得『事實上』代『意識中』三字較妥），本來沒有侵奪石油大王鋼鐵大王地盤的夢想（『夢想』不如說『可能』），因此獨佔大王與他們似在兩個世界中，對於他們的自由，可謂沒有社會關係（也許可以在『社會關係』上面加『直接』兩字），也就不發生作用。」我固然不同意谷先生後來所說經濟統制和個人自由不能相容的意見，可是我卻認為自由有層次這一點是可以說的。在獨佔企業之下，每一個人的生活並不是全部被「統制」，一切活動都被「大王」們所干涉。因之，一個從封建、從貧困中逃出來的人，到了美國，即使進入都市的工廠里去做工，並不完全像傑斐遜所想像的那樣變成了機器的奴隸。職業的保障和飢餓的消逝是足夠滿足那些疲乏、貧困、曾在厄運里顛沛流離的人們，使他們感覺到一進「金門」，在女神的火把下聞著了自由的氣息。
可是，我儘管承認工業曾消滅了飢餓，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程度，我也儘管可以不做和大王們競爭的噩夢（什麼是噩夢，競爭的結果如果必然是破產），我還是不能立刻推崇在美國（以及西歐各國）所發生「機械時代」的生活方式。我若有一個選擇的機會：上紐約工廠去做工，還是在昆明教書，即使前者報酬大，生活有保障，我還是不幹的。為什麼？我的理由得從頭說起。
我在前面說民主和科學兩個輪子發生了齟齬，我的意思並不是這兩者在本質上有矛盾，而是這兩個輪子的速率上有遲速。科學跑得快，民主沒有趕上。上一章，我是從民主所包括自由和平等兩個概念的關係上分析，曾說因為大企業獨佔的發生，自由競爭的結果限制了自由和阻礙了平等。現在我想在另一角度中去討論同一現象。這裡我將從勞工的立場來說明這幸福單車怎樣在個人生活上引起脫節。
科學的發明推進了技術：第一是新動力的利用，第二是把每個勞工的動作化繁為簡，第三是加強了各勞工間動作的組合。以往，不論在農業或工業里，體力是生產活動的主要動力。身體是生產的唯一的基本機器。手腳之間，手指之間，耳目手之間，成為一個有機的配合。兩隻手，創造了人類的文化。在兩百年前，我們整部人類的歷史是靠生物進化里人體構造上的特質而發展的。但用體力，用手腳來工作，不但所能供給的動力在量上有限，而且當生產活動依賴有機配合時，個人終究是活動的單位。當然，人類很早就有分工合作，可是我們仔細想一想，單以工作本身來說，少數人配合在一起已經不很便利。最好的例子是一句俗話：「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水都沒得吃。」要把許多人的體力集合起來做一件事，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的。科學在體力之外給了我們許多利用其他動力的技術。液體化氣的膨脹力、電力等利用的結果，動力在量上已經可以無限地增大。
機械學的發展，使我們在生產過程中，不必全靠有機體的配合了。一個滑車，一個活塞，都可以在一定有規律的動作下加以配合。這樣，我們才可以把一個複雜的動作化成許多小動作，每一個小動作本身看來是單純而簡明。然後再在一定的機械原理中把許多小動作集合起來成為一整套的動作，來完成一項生產活動。這種技術的發明，大大地增加了人類的生產力。可是從生產活動本身說，有機配合，靠人的神經系統的配合，一變而為機械配合，靠力學原理的配合了。這樣把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完全改變了。以往人總是主，人可以被奴於人，可是在對物而言，總是主動者。現在，技術變質後，主要的配合離開了人，人成了整個配合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從屬部分了。機器自然是人造的，人去運用的，那不錯；可是在生產活動過程本身，參加活動的勞工卻是在簡單的從屬動作中去服侍機器。各個人的動作因為機器的總配合中也得到了配合。配合的中樞不是人而是機器。
「人可以變成機器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大發現。人這個東西是相當麻煩的，他身體的每一部分都關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