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多少會有一點博聞強識，記憶力常會被人誇讚。但是，這僅僅是因為他們讀書較多的緣故嗎？也許還有一些別的原因。
即便不是全部的，至少也是絕大多數的餐廳服務生都有過這樣的感受：即便在非常忙碌的時候，也總是能夠很清晰地記得那些尚未結賬的顧客們的賬單上的一些細節，但顧客一旦結賬離去，賬單上的內容很快就被忘得一乾二淨。
這個太過平常的事情看似只是一個簡單的注意力的問題罷了，但是，在大約一百年前，格式塔心理學的前輩庫爾特·盧因卻小題大做地反覆琢磨這個場景，總覺得這事情的背後應該還有一點什麼。
多年之後，盧因的弟子布魯瑪·蔡格尼克做了一個很著名的實驗，她給被試者們分配了一些簡單的任務，比如解數學題，或者做個簡單的手工模型，但她經常打斷他們，讓他們停下手裡的活計，聽從某個新的安排。結果可想而知，到了結束的時候，很多任務都不了了之。但真正的重頭戲是在幾個小時之後——蔡格尼克開始讓大家回憶方才做過的那些任務，這才有了那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所謂蔡格尼克效應（Zeigarnik effect）：當一個人著手做一件事，卻因為中途被打斷而導致沒能完成的時候，那麼比之中途已經完成的事情，他對前者的記憶會比後者清晰一倍。
讀書也有同樣的問題，越是資深的讀書人，大腦當中未完成的項目也就越多。比如讀書人要讀一部先秦時代的古籍，那麼就是主要版本要看完，從古到今所有重要的乃至不太重要的注本、論著也要看完，相關的考古發現要跟進，學刊上的重要論文也要跟進。而讀書每深入一步，增加的問題往往會比解決掉的問題更多，無解的問題也比有解的問題更多，思考總會山窮水盡，於是存疑，存疑，再存疑，許多問題都變成了顧客尚未結清的賬單，相關的記憶始終不能閉合，蔡格尼克效應也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
最要命的是，這樣的讀書方式會浸潤出一種非常有害的生活習慣，因為在日常生活當中，更重要的往往是快速處理信息，而不是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追求頂級的信息精確度，所以秀才造反才會三年不成。
是的，對於日常生活而言，腦子裡懸而未決的東西太多，這怎麼看都不像一件好事，畢竟人類的天性是「完形地」來觀察世界的。讓我們來設想一個場景：一張紙上畫了三根直線，這三根直線構成了一個近似的、並沒有完全閉合的三角形，雖然嚴格來說這並不是一個三角形而只是三根直線罷了，但絕大多數人都會把它看作一個三角形。三角形沒有封閉的部分是我們在自己的心裡給它封閉完成的，是我們的意識把這三根直線組合成一個完整的三角形的——這就是格式塔心理學所謂的「閉合律」。
格式塔是一個德語單詞的音譯，意思是完形，完形填空的那個完形。世界就像一張永遠也做不完的完形填空試卷，而我們在看到這張試卷的時候，總會不由自主地把那些空格填滿，讓這張試卷看起來完整、通順而有意義。
一個催眠術的實驗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給我們一些啟發：催眠師把被試者成功催眠之後，命令他去打開房間的窗子，被試者完全服從了這個命令。當實驗結束以後，被試者醒轉過來，催眠師問他剛才為什麼要打開窗子，受試者疑惑了一會兒，很快回答說：「因為覺得房間里太熱。」
這並不是什麼特殊情境之下的特例，帕累托在《普通社會學綱要》里用過很大的篇幅來論述人類是多麼樂於給自己毫無邏輯的行為賦予合乎邏輯的外表。的確，他說得在理，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這畢竟是人類的天性，在千萬年的繁衍歷程中發展出來的使人類適於生存的天性。讀書人卻時常逆天性而動，不但讓自己的太多記憶無法閉合，還總是把別人已經整合過的記述打散開來，在閱讀歷史類書籍的時候似乎最容易發生這樣的尷尬。
海登·懷特在《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一書中講道：「史學理論中有一種老生常談，說的是由事實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種濃縮，即將行為經歷的時間濃縮為講述的時間，將人們有關某個特定歷史時期所知的一切事實縮減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實。」的確，這正是古代史家的典型風格，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濃縮雖然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細心的讀書人總是會把濃縮的東西再稀釋回去。他們寧可忍受支離破碎的史料雜俎，也拒絕接受那種過於完美的歷史敘事。
《左傳·隱公元年》里有一段「鄭伯克段於鄢」，這是一篇為大家熟知的名文，是說鄭莊公如何處心積慮地助長弟弟的驕橫跋扈，然後再名正言順地把他除掉。古往今來，人們對這段故事做了太多的議論，但往往忽略了《左傳》對這件事做了多大的濃縮。的確，《左傳》的敘述看上去很詳盡，而且精彩得如同一幕短劇，但正是這樣的敘述方式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即認為故事裡的各個事件都是前後緊緊咬合著接二連三地發生的。而事實上，《左傳》在追溯克段緣起的時候，說「初，鄭武公娶於申」，這一個「初」字就追溯了足足幾十年，而克段時的魯隱公元年在鄭國是鄭莊公二十二年，也就是說，鄭莊公從即位到克段，足足經過了二十二年的時間。
只要清楚了克段一事巨大的時間跨度，圍繞著它的種種陰謀論便開始顯得可疑。鄭伯克段並不是一場短暫迅疾的宮廷陰謀——如果這是一場絲絲入扣的陰謀的話，那就意味著鄭莊公花了畢生的時間處心積慮地剪除自己的弟弟。即便可以假定《左傳》的記載全部屬實，那被濃縮出來的「重要的事實」也只不過是二十多年漫長過程中的電光石火，而其他種種未被記錄在案的有可能直接影響克段事件的因素我們是全不知情的。歸根結底，這畢竟不是一幕短劇。
談到這裡，想來一定會有人帶著不屑的腔調說：「讀書而已，有必要搞得這麼煩瑣嗎？大道至簡，搞得這麼煩瑣的一定都是腐儒！」這的確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意見，但問題是，大道至簡或許不錯，要證明這個至簡的大道卻往往很不容易，而不愛讀書的人更喜歡直接接受簡單明確的答案，讀書人卻無法忽略那複雜煩瑣的證明過程，並且仍然會信者存信、疑者存疑，讓太多的記憶保持在緊張的、無法閉合的可憐狀態。
進化論就是一個很著名也很典型的例子。2009年是達爾文誕生200周年，也是《物種起源》出版150周年，美國的《科學》和英國的《自然》這兩家科學界的頭牌雜誌都出了紀念特刊，《自然》的卷首語一開頭便是這麼說的：「本期專輯裡的這些論文無不證明著查爾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的成功。該理論是由150年前的《物種起源》一書精心闡述出來的，它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簡潔——只要有了可遺傳的變異、大量的繁殖和環境的改變，那麼自然選擇就一定發生，進化也就隨之而來。」
進化論的「大道」就是這麼「至簡」，可為了證明這個「至簡」的道理，不知花費了多少代研究者們多少「至繁」的氣力，而且這個過程直到現在也還遠遠沒有終結。於是在那些滿懷好奇心的讀書人的心裡又一次種下了太多不可避免的遺憾。
煩瑣、支離而充滿不確定的證明自然不比簡單明確的結論來得舒服，讀書人之所以熱衷於自討苦吃，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第四種反常心態，即邏輯潔癖。是的，讀書人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邏輯潔癖，對理性的真實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於忽略了感性的真實，這實在是一個很招人討厭的毛病；而太多理性無法解決的問題在心裡遲遲不能閉合，以至於不能安然舒適地在宗教里尋找寄託，這也給他們自己的生活帶來了很多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