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在表達上比古漢語更精確，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和祖先的靈魂有了裂隙，和拉丁語系倒接近了起來。記得我們討論《春秋大義2：隱公元年》的時候，有人說書中的一段話簡直就像GRE的閱讀理解題，需要標記一下語法結構才能順利地理解下來。的確，那段話完全是西式的複句結構：
兩件事情前後發生並不意味著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我更傾向於認為歷史是作為一個個獨立的片段模糊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任何有意無意地在不同事件之間搭建因果關係的努力都必須審慎地把所有的可能性考慮在內，而後者在史學的範疇內往往只是不可能的任務，遑論那些對歷史人物求之唯恐不深的心理分析。這些努力雖然會為人們提供很多所謂人生感悟與歷史借鑒，卻常在獲得文學色彩和實踐價值的同時丟失了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嚴肅意義。換句話說，這些因果關係與感悟、借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基於敘述者及閱讀者本人的思維模式，最終成形為一座座風采各異的沙上之塔。而時間久了，歷史便成了一部觀念的歷史。（熊逸著：《春秋大2：隱公元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55頁）
如果前輩學者看到這樣的語言，一定會罵他數典忘祖的吧。但這樣的西式中文在今天的確越來越多了，一旦留心起來，就又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當代作家當中，不少人竟然沒過基本語言關。
以前我覺得作家的優良中差取決於境界、風格、偏好等等，哪怕再差的作家，基本的語言運用總不可能有問題。他們當然會用錯詞語和典故，因為這是知識性的東西，而作家的知識底子往往並不太好；但他們總不可能經常寫病句吧，這可就是純粹的語言問題了。
後來我發現他們真的經常寫病句，尤其是在用到西式複句的時候，主謂賓定狀補的關係很容易發生混亂，簡單說就是邏輯不清。他們自己都察覺不出，一般讀者就更是察覺不出。還是我當年應聘圖書編輯那次，筆試題里有一部分是對給定的文字做出編校，後來主考官說，我雖然把所有的語病和錯別字都改正了，但有些語病正是他們想要的，尤其是那些英式複句，主謂賓定狀補的混亂使它們具有了詩歌一般的朦朧美，我在把這些語句編校得準確無誤的同時，也剷除了這些朦朧美，而從市場角度來講，這是最要不得的。
當時我真是大惑不解，難道這些語病就放著不改嗎？或者哪些要改，哪些不要改，怎麼區分呢？
主考官倒是一個很有耐心的好人，把行業精髓指點給我，他說在拿到文稿的時候，首先要判斷出它的市場定位，稿子在哪個定位，就按照哪個定位的標準來處理，我剛才之所以有些病句不該改正，是因為那是青春文學的文稿，在這個類型里最有市場的文筆就是華麗、繁複，又有點不知所云。所以我不但不應該修改那些語病，如果遇到太流暢、太正確的語言，反而要在編校的過程中刻意製造一些語病，把通順的語言改得不那麼通順，最好是很矯情、很別彆扭扭的。為了培養這種語感，平時應該多看一些年輕人寫的自戀體的文章，越是無病呻吟越好。
那一次我真是很長見識，所以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我還指著一個答錯的地方問他：「可是，這個簡單句里的明顯搭配不當，為什麼也不應該改正呢？『距離』只能用『長短』來形容，不能用『遙遠』來形容啊。」
主考官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你不知道這是一句多受歡迎的名言嗎？『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後來是曉雯告訴我這句名言是張小嫻的原創，後來被誤傳為泰戈爾的詩，後來又有好事者補寫了這首詩的全文，還居然有了英文原版。她很不能理解，這樣出名的話我居然全然不知。是的，當年那位主考官也說過同樣的話，然後嘆口氣說：「你實在太不了解時尚口味了，所以坦率地講，你不適合做我們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