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對「語言」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好奇心，花了好長一段時間去啃語言學方面的書。不得不承認的是，這個學科果然枯燥得很，假如我不是好奇心太強並且自閉症太重的話，恐怕早就堅持不下去了。
在我讀過的那些書里，實在充滿了五花八門的奇思異想，只有喬姆斯基的看法讓我比較容易接受。他認為不分東西南北，所有人類的心靈構造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說，所有人都有同樣的先天認知結構，語言能力正是由此而生的，所以語言的深層結構都是一樣的。形式邏輯就是這樣一種深層結構，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認知能力，只不過有的人把這種能力發展得比較好，有的人發展得不太好，但不管怎麼說，人們只要肯花上一些耐心，總還是可以彼此溝通的。
中國人向來缺乏研究語言的興趣，而西方人之所以發展了這個研究方向，實在有一個怪誕的理由。按照《創世記》的記載，亞當和夏娃似乎才被創造出來就已經會說話了，那麼語言顯然不是人們在彼此交往的過程中慢慢磨合出來的，而是上帝創造出來並且直接賦予我們的祖先的。在巴別塔的故事發生之前，全世界的人都操同一種語言。
這就是西方的「語言神授論」，今天就連基督徒也覺得不那麼可信，但它曾經是最主流、最經典，甚至是唯一正確的語言發生論，直到18世紀仍然主宰著絕大多數一流學者的認識。
當然，基於他們一貫的理性主義傳統，語言神授論也不能僅僅訴諸《聖經》就算了事，還需要認真而嚴密的論證。我們不妨看看當時一本學術著作的標題：《試證最早的語言並非源於人，而只能是上帝的發明》，這書的作者蘇斯米希是普魯士科學院的院士，出版時間也並不算早，是1766年，這已經是中國的乾隆三十一年了。
我們知道，傳統的宗教觀念難免會受到最新科學發現的質疑，聖奧古斯丁叛離摩尼教不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嗎？地心說會讓人們懷疑人類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進化論會讓人們懷疑伊甸園的存在，但是，語言神授論，好像不需要任何科學新發現也會讓人感覺不妥吧？可見那些習焉不察的傳統對人的束縛到底有多大，而我們現在的一些常識和信念若是放到千百年後來看又會是怎麼樣的呢？
語言學發展的第一步竟然是要掙脫語言神授論的束縛，而為了掙脫這個束縛，思想家們很有一些奇思異想，在今天看起來簡直可以說是充滿了喜感。盧梭就是最典型的一個代表，他有一本長期不曾受到重視的小書，叫作《論語言的起源兼論旋律與音樂的模仿》，他說在原始人的家庭內部，人們是不需要語言的——他們只要有默契的肢體語言和極簡單的幾個聲音就夠了，只有和外人交流才用得到語言。那麼，最初的語言究竟是怎樣出現的呢？
盧梭認為，人類一定起源於溫暖的地方，而那溫暖的地方如果水草豐茂，那麼人們就會以家庭為單位離群索居，不需要和別人交往，連婚姻都是在直系親屬之間完成的。但是，一旦乾旱降臨，大家就只能聯合起來打井取水，還要商量出井的使用方式。「如此一來，在溫暖的地方，社會與語言的起源就一定會發生在水井邊。」
聰明的讀者會一下子聯想到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我們已經在前邊的旅程中遇到過它），似乎真是不同治水的方式導致了不同的社會結構。但盧梭和魏特夫不同，他是一個很感性、很有詩人氣質的人，所以他接下來的推理是：
（在水井的旁邊）家庭間的最初的交往出現了；在這裡，男女之間的第一次約會出現了。姑娘們來這裡洗衣淘米，小夥子們來這裡飲牛飲馬。那一雙雙從小習慣了同樣景象的眼睛，在這裡開始多了一分喜悅。眼前的這些新鮮的人和事讓他們怦然心動，一種溫柔的、莫名的吸引力生髮出來，心靈也因不再孤獨而感到喜悅。不知不覺間，水好像變得更加必要了，牲畜們也好像變得更加口渴，人們懷著期待匆匆而來，並帶著惆悵默默而去。在那個快樂的史前時代，人們對時間沒有概念，不知道計時，也不會計時，時間的唯一尺度就是歡愉和厭煩的交替。在不老的古橡樹下，熱情的年輕人漸漸失去了他們的野性，並漸漸變得有些靦腆，有些不好意思。為了努力使對方理解自己的意圖，他們開始學著表達自己。也是在這裡，最早的節日誕生了。腳在歡快地跳著，但這種熱切的姿態也不能夠滿足情感表達的需要，於是需要伴之以富有激情的歌唱，於是歡樂和慾望合而為一。就這樣，正是在這些水井周邊，終於孕育出了一個民族的真正搖籃，也正是從這晶瑩的水井中，流出了最初的愛的火焰。（〔法〕盧梭著，吳克峰、胡濤譯：《論語言的起源兼論旋律與音樂的模仿》，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60—61頁）
我再沒有見過比這更加充滿詩意的語言理論，從感情上也真的希望這樣的理論能夠站得住腳。但沒辦法，這實在過於詩情畫意了，今天哪怕是毫無學術素養的讀者在它面前恐怕也會顯露出一點恰如其分的狐疑。
不過平心而論，盧梭這本書還是很有一些亮點的，例如分析文字對口語的影響就很能給人啟發：
原本指望文字可以固定語言，不料正是文字改變了語言。文字以其表達精確替代了口語的表現力。它不僅改變了語言的語彙，而且改變了語言的靈魂。說話表達的是感覺，而文字表達的是觀念。在文字中，每一個詞的使用必須根據它們約定俗成的用法。但在言說中，言說者卻可以隨心所欲地通過音調、語氣的變化而表達不同的意思。因為越是不限制語言的明確含義，一個人的表達空間就越大，因而也就越有力量。並且，一種可以書寫的語言，不可能像那種僅僅可以說的語言那樣，始終保持它的活力。寫下來的是語詞，而不是聲音。但在一種可以變換音調的語言中，聲音、重音和所有的種種聲調的變化是這種語言的活力的主要源泉。正是由於這些東西，使得某一個在其他情形下的一般表述，成為在這一情形下唯一適當的表達。為克服口語的這種不足而使用的種種方法，傾向於使書面語言變得相當複雜、詳盡。而當這些書面語進入口語當中時，又使語言變得蒼白無力。
當說一件事情如同寫一件事情時，說就變成了朗讀。（《論語言的起源兼論旋律與音樂的模仿》，第27—28頁）
按照盧梭的這個說法，我們從古漢語改用白話文，實際上是一個用口語代替書面語，又以文字把口語固定下來的過程，這恐怕已經不僅僅是「不僅改變了語言的語彙，而且改變了語言的靈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