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要講語法的，而語法當然是要講邏輯的。在中國百家爭鳴的時代，邏輯也曾經得到過人們的重視。這是可想而知的，越是辯論盛行的環境，就越是需要辯論的各方都遵循共同的邏輯規範，感悟派和講理派是永遠說不到一起的。
那時候研究邏輯的有名家，也有墨家，只是曇花一現，諸子學直到乾嘉考據學興起的時候才又受到一點重視，而這僅有的一點重視也沒有分多少在邏輯的頭上。西方自古希臘之後，對邏輯的重視被中世紀興起的大學沿襲了下來。以前我們總是說中世紀是黑暗的一千年，除了宗教裁判所之外好像再沒有什麼耀眼的東西。實情倒也不全是這樣，中世紀史的研究者哈斯金斯在《大學的興起》里講道：
如果說，古典文學作品和通俗文學作品的缺乏是當時大學文科課程設置的一個顯著特點的話，那麼相應地，對邏輯學或辯證法的高度重視則是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最早的大學法規，比如1215年巴黎大學制定的那些課程法令，要求學習亞里士多德的全部邏輯學著作，並且在整個中世紀時代，這些著作一直都是構成人文課程的骨幹。所以喬叟才會說，學習邏輯學與上大學是同義的——學好邏輯學需要很多年。
在某種意義上，這句話完全正確，因為邏輯學本身不僅是大學的一門主要學科，而且它還作為一種方法滲透到其他各門學科中去，並且賦予其中世紀特有的基調和特性。三段論、辯論、按照一定的規範對特定命題表示支持或反對，在那個法律與醫學並重、哲學與神學並行的時代，都成了學習知識的習慣。邏輯學當然要首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他的許多其他著作也因此很快成為人們的學習對象。所以，在1254年巴黎大學的課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倫理學》《形而上學》以及早先禁止學生閱讀的各種自然科學專著。但丁認為，因為他創造的方法的普適性及淵博的學識，亞里士多德已經成為「眾師之師」。作為「書本知識之父以及評論家之鼻祖」，沒有任何其他學者能夠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強烈地促使中世紀學人產生對教科書和規範思維的敬重。並且促使他們養成拘泥於形式思考的習慣。比如，對信仰看似構成威脅的物質的永恆性的學說被人們解釋了，人們運用這位異教徒哲學家的方法創建了偉大而權威的神學體系。當一切都依賴於論證的時候，所有的文學形式的觀念自然也就隨之消失了。（〔美〕哈斯金斯著，張堂會、朱濤譯：《大學的興起》，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35—36頁）
講求邏輯的傳統在西方世界裡始終不曾中斷，即便在基督教剛剛興起的那幾個世紀里，那些為後世奠定神學基礎的教會博士們在訴諸信仰的時候也總是沾染著氣味濃烈的理性因子。基督教歷史上最偉大的神學家聖奧古斯丁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羅素在《西方哲學史》里講到奧古斯丁一波三折地追尋信仰的歷程，說他在青年時期就精通了修辭學，進而興趣轉向了哲學，他嘗試著讀《聖經》，但興味索然，轉而信仰了摩尼教，後來又叛教而出：
使人感到興趣的是：聖奧古斯丁反對摩尼教最初的一些理由卻是有關科學的。當他回憶，從一些卓越的天文學家的作品中所學到的一些知識時，他說：「我把那些作品和摩尼基烏斯所說的對比了一下，他以狂人式的愚蠢大量寫下了內容豐富的關於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日月食以及其他我從世俗哲學書籍中學到的有關問題的論證，沒有一樣能夠使我滿意，但是我卻被命令著相信這些，它們不但不符合我自己推算與觀察的結果，而且還與它們互相悖謬。」他特別細心地指出，科學上的錯誤不能成為信仰方面錯誤的標誌；只有以權威自居，說成是得自神的靈感時，那才成為信仰方面錯誤的標誌。這令人設想，如果奧古斯丁生在伽利略所處的時代，那麼他又將作何感想。
為了解決他的疑問，摩尼教中一位以學問最為高深著稱的主教浮士德會見他並和他進行了辯難。「我首先感到他除了語法以外，對其他各門科學是極端無知的；而且即便是對於語法的知識也還是普通一般而已。但是他曾經讀過塔利的《講演集》，一小部分塞涅卡的著作，某些詩集，以及幾本帶有邏輯性的拉丁文摩尼教經卷。由於他素常習慣於講話，掌握了一定程度的雄辯術，而且受到良知的統轄，顯得如此溫文爾雅，因而使人感到他的雄辯十分愉快而動聽。」
他發現浮士德完全不能解決他在天文學方面的疑難。他說：摩尼教著作中「充斥著一些冗長的關於天空、星宿、太陽和月亮的神話」，這些和天文學家的發現是不一致的；當他問浮士德這些事情的時候，浮士德便坦率地承認了他的無知。「正是如此，我卻更喜歡他了。因為一個正直人的謙虛比我所要探求的知識是更有魅力的；而我發現他在一些更為困難更為微妙的問題上也還是如此。」（〔英〕羅素著，何兆武、李約瑟譯：《西方哲學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429—431頁）
讀到這樣的記載，我們會覺得奧古斯丁真是一個很有科學頭腦的人，他之所以叛離了摩尼教，完全是因為摩尼教神學對宇宙的解釋不符合他那個時代的科學知識。所以我也不免生出和羅素一樣的好奇：假使奧古斯丁活到伽利略的時代，甚至活到今天，那麼他又將做何感想呢？
而東方的思維方式，即便不講感悟，也喜歡講經驗。我時常往返於中文論壇和英文論壇，越來越感覺出這種差異。在中文論壇里討論法家學說，有人認為韓非子連自己的性命都沒保住，可見自己肚裡的學問不怎麼可靠；當然有不少人起而反駁，然而我見到的所有反駁的論調都是強調韓非子其實只是知而不行，如果當真實行起來，誰能奈何得了他。
這種論調在各個領域裡都很常見，反映了一種相當典型的思維方式，認為一個理論家必須首先是一個成功的實踐家。看到有如此多的人竟然都是這樣思考問題的，我當時非常吃驚。當然，例外也總是有的，嬴政如果也像各位網友一樣因人廢言，可能秦國的歷史就會改寫了。
我們更習慣於「實踐出真知」，進而相信實踐是達到真知的唯一途徑。西方傳統卻以為經驗性的知識都不大可靠，分析性的知識才是唯一可靠的，所以他們重理性，輕經驗，而在所有的經驗性知識當中，最受輕視的就是直覺知識，因為靠直覺得來的東西只能是言人人殊，既沒法溝通，也沒法檢驗。
所以，正如在中國一強調理性就會顯得相當醒目一樣，在西方強調直覺也最容易引起關注。像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中國人可能不覺得這比禪宗的神秘主義高明到哪裡去，但在西方人看起來就搶眼得很。我們看看近現代的社會思潮，中國人呼喚理性，西方人呼喚直覺，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在讀美學的時候，從朱光潛出發，很自然地讀到了克羅齊。克羅齊的名氣不太超出專業圈，普通讀者可能並不熟悉，但很多人都聽說過的那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正是出自他的筆下。當然，這句話並不是像人們望文生義地理解為意指一切歷史都是為當下政治服務的。
克羅齊出版於1902年的《美學原理》開篇的話就是在理性大背景下呼籲直覺的，當時我還不大理解東西方的這種思想差異，所以我很詫異，覺得這點道理有必要這麼大張旗鼓地來說嗎？現在看來，這段話真可以作為思想史上一段很有說服力的素材：
理性的知識早有一種科學去研究，這是世所公認而不容辯論的，這就是邏輯；但是研究直覺知識的科學卻只有少數人在畏縮地辛苦維護。邏輯的知識佔據了最大的份兒，如果邏輯沒有完全把她的夥伴宰殺吞噬，也只是慳吝地讓她處於侍婢或守門人的卑位。沒有理性知識的光，直覺知識能算什麼呢？那就只是沒有主子的奴僕。主子固然得到奴僕的用處，奴僕卻必須有主子才能過活，直覺是盲目的，理智借眼睛給她，她才能看。
現在我們所要切記的第一點就是：直覺知識並不需要主子，也不需要依賴任何人；她無須從旁人處借眼睛，她自己就有很好的眼睛。（〔意〕克羅齊著，朱光潛譯：《美學原理·美學綱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7頁）
後來看一些國內的書，說西方思想界呼籲直覺，所以我們也應該重視一下理性的弊害。這真是毫無道理的話，這就好像一個營養不良的瘦子看到鄰家的胖子在吃減肥藥，自己便也下定決心節制飲食一樣。
我絕對相信，這個話如果發到網上，一定有很多人會不以為然地說：「難道你認為肥胖對健康無害嗎！」我認真覺得金岳霖當年「邏輯救國」的念頭即便稚氣十足，但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