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至少教育風格強化了東西方的差異。西方中世紀的基礎教育是所謂「文科七藝」：語法、修辭、邏輯、算數、幾何、天文、音樂。中國早期的教育，比如孔子當時的教學，是所謂「六藝」：射箭、音樂、禮儀、駕車、寫字、算數；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教育內容就全在儒家十三經里打轉了，理科薄弱，文科也從來不曾有過邏輯。金岳霖年輕時留洋學習，特地選了邏輯專業，就是因為他覺得中國人太沒邏輯，所以他立志要「邏輯救國」。
介紹金岳霖的文章中總會提到一個小故事，說他少年時聽說了一句諺語：「金錢如糞土，仁義值千金」，他說這話不是等於說仁義如糞土嗎？當然，這句諺語里的問題不過是形式邏輯里的問題，哪怕是普通人，稍微細心一點也能看得出來，金先生搞的數理邏輯可就不是普通人能懂的了。不過，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講，這樣的諺語、古訓比比皆是，但大家總是習焉不察。
一位長輩講起20世紀60年代的一段經歷，說那時候每天一早一晚他們單位的人都會一起唱紅歌，慣例是早晨唱《東方紅》，晚上唱《國際歌》。唱了一年之後，突然有個同事提出意見，說早晨剛唱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晚上就唱「從來都沒有什麼救世主」，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這個意見得到了認真對待，後來他們晚上就改唱別的歌曲了。
以我的觀察，最常見的邏輯錯誤倒還不是這一類的，而是——舉個例子好了：「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這話想必每個人都認同的。那麼，一位母親整天打罵兒子，似乎生下他就是為了折磨他，還有一位母親自從生下兒子之後就對他不聞不問，無論從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沒給過他任何關懷，那麼，兒子倘若嫌棄這樣的母親，可有什麼不對的嗎？
母親若只是相貌丑，兒子不會也不該嫌棄，但母親若是生著一副不可救藥的蛇蠍心腸，兒子又會不會、該不該嫌棄呢？
有人會反駁說，天下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母親。好吧，就算沒有吧。事實上人們經常拿「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這句話來類比個人和國家的關係，把祖國比作母親，把個人比作兒子，那麼一個人也許不該嫌棄祖國的貧窮落後，這畢竟就像母親的相貌一樣。而一個人如果在祖國處處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被當作二等，甚至三等、四等公民，是一個真正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當他口吐怨言，或者想要「適彼樂土」的時候，有人抬出「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這句大道理來壓他，這難道也講得通嗎？
退一步說，母親和國家又有多大的可比性呢？試想白居易筆下的那位賣炭翁，母親生下了他，很可能也是母親悉心養育了他，母親會要求他什麼嗎？我們總是說母愛是偉大的，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母愛是不求回報的。而賣炭翁的祖國對他又怎麼樣呢？當他「伐薪燒炭南山中」的時候，或許也想過向祖國尋求一點救濟，但祖國只會記得向他徵稅，甚至會義正詞嚴地說：「不要問國家都為你做了什麼，要問問你自己為國家做了什麼！」這顯然不是一種不求回報的愛。
如果把問題繼續分析下去，就有點哲學的味道了。一位母親是一個獨立自存的實體，而一個國家難道也是一個獨立自存的實體嗎？對於這個問題，我在《春秋大義》里就有過一番刨根究底的追問：
到底什麼才是「國」？
假設你生在專制時代里改朝換代的時候，當外國入侵——
（A）當朝統治者被推翻了；
（B）國號改了；
（C）國土被吞併了，這就是一般所謂的亡國了；
（D）亡國之後，除了原先的統治者之外所有人的生活都好過了很多——你住的還是原來的地方，身邊還是原來的鄰居，從事的還是原來的工作，和以前不同的只是生活明顯變好了。如果是這種情況，你會怎麼想、怎麼做呢？你會出於愛國之心起來打仗嗎？
繼續，還是上面的條件限制，我們試著把A、B、C、D分別換掉，想想是哪個因素會讓你以愛國的名義起來反抗？
假設統治者的暴政讓你挨餓，受凍，整天膽戰心驚，眼看著身邊的人一個個被迫害至死，這時候你突然有了一個逃到國外的機會，你可以去國外生活，過好日子，但必須從此改換國籍。如果是這種情況，你會怎麼想、怎麼做呢？
如果是孟子回答這個問題，就會拿出那句「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對士和民採取不同的標準。
如果是傳統的儒家態度，那就是：歡迎仁義之師，支持和平演變。
而一些更有士風的人也許會這麼回答：「國家不等於政府，哪個政府都無所謂，只要能給大家好日子過，但如果要我學日語，穿和服，吃壽司……那我鐵定戰死沙場，血祭祖先！」
那麼，這樣說來，這個「愛國」其實愛的是自己的價值取向了？
「學日語，穿和服，吃壽司」所代表的不就是「用外國文字，接受外國文化教育，以外國傳統方式生活」嗎？
可是，如果進一步設想一下：如果是本國政府要求大家「用外國文字，接受外國文化教育，以外國傳統方式生活」，又該如何呢？這可不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五四時期就有人呼籲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呢，而現在的簡化字也已經和傳統文化有很大的脫鉤了。我曾看過余裴山和傅斯年通信作「漢語改用拼音文字辦法的商榷」，訴說所遇到的一種反對派的聲音就是罵他們是「文字上的亡國奴」。趙元任也曾經提倡：「在有限的某種用文字的場合，非用漢字不行，研究中國文學史跟中國歷史當然也非用漢字不可。可是在多數場合，比方說自然科學、工、農、商、軍事、普及教育，現在就可以使用拼音文字。」這倒真可以看看日本，日本人「研究中國文學史跟中國歷史」成績斐然，確實「非用漢字不可」，可是在日常生活里，「在多數場合，比方說自然科學、工、農、商、軍事、普及教育」，用的都是日語。至於傳統的社會習俗和意識形態，可以參考我在《周易江湖》講到郭沫若寫文章捍衛共產主義，批評那些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論調，而新中國成立以後改天換地，不但沒惹起人們「鐵定戰死沙場，血祭祖先」的衝動，反倒使得群情鼓舞，萬眾一心，這又怎麼解釋呢？全國上下熱情學習馬列，這不就是全盤「接受外國文化教育」嗎？早在五四時期就「打倒孔家店」，新中國成立後更有「批林批孔」和「破舊立新」等等，這不就是剪滅傳統文化嗎？想想都德的《最後一課》，如果這「一課」是本國自發的，而不是外國侵略者強加的，我們又該怎麼來看待呢？
有人會說：「我只是無法顛覆本身固有的文化根基和信仰，因為我認為那是作為人的基礎。我認為作為單個人來說，真正得以區分的不是經濟基礎，而是意識形態。我可以在經濟物質上面得以通融變更，但是在文化信仰等方面無法接受外來教化。」
除了在上面已經提出過的質疑之外，我們可以再來假設一種情況：讓你的生活水平提高100倍（生活水平雖然很難精確量化，但還是容許我來做這麼一個簡單明了的比方吧），而代價是讓你放棄你「本身固有的文化根基和信仰」（註：僅限於前文所說的「用外國文字，接受外國文化教育，以外國傳統方式生活」，而不涉及宗教信仰和基本人倫價值觀），你會嗎？
如果讓你的生活水平提高1000倍呢？
如果是10000倍呢？
……
或許，所謂「本身固有的文化根基」，刨除宗教信仰之外，無非是一種生活習慣，就像我們習慣吃中餐，不習慣吃西餐一樣。所以，在這層意義上的「愛國」也許只是堅持一種生活慣性而已。
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麼，以上的問題就可以表述為：
多大的代價可以讓你改變生活習慣？
其中隱含的問題是：改變生活習慣是不是不道德的？
或者表述為：愛國是不是一種道德觀念？是不是一個天經地義、毋庸置疑的觀念？
或者表述為：不愛國是否就是不道德的？
討論這個問題是容易挨磚的，所以我最好還是拉來些高個子的傢伙以防天真的會塌下來。
嗯，托馬斯·潘恩看來就是個很不愛國的傢伙，我小心翼翼地承認一下我很喜歡他的一句名言：「我的國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伏爾泰也是個有問題的傢伙，我們看看他在《哲學詞典》里虛構的一位議員和一位婆羅門的對話——議員問道：「您最喜歡生活在怎樣一個國家、怎樣一種政體之下呢？」按我們一般人不假思索的回答，一定是：「當然是祖國了。」可這位婆羅門卻說：「除了我自己的國家，我覺得哪兒都不錯。」然後他還說，不止他一個人這麼認為，他所遇到的各個地方形形色色的人里有不少都是這樣想的。議員對這個答案似乎並不滿意，便追問說：「那你到底會選擇在哪一個國家生活呢？」婆羅門的回答是：「只要是個唯法是守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