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也會遇到這個問題。有自信滿滿的作者，也有謹小慎微的作者，你喜歡哪一種呢？
絕大多數人都喜歡自信滿滿的作者，因為自信的情緒是很可以增加說服力的，即便這個作者在說著什麼蠢話，只要他的語氣足夠自信，還是不難取信於人的。而且，嚴密的邏輯只會使語言變得繁複，謹小慎微的作者往往會為自己的結論加上許多限定語，但缺乏邏輯訓練的普通讀者們一向是對此視而不見的，即便偶然注意到，也只會覺得啰唆。所以，我的一個編輯朋友，一個相當資深的編輯，一收到作者的稿子，總要把那些「毫無必要」的限定語一股腦地刪掉，把謹慎的觀點換成大膽的結論。
我的稿子就總是被他這麼處理，所以我從來不願意署上我的名字。最可恨的是，他對我竟然毫無愧疚，還說這是在為我的稿子增色。不過，他對我最大的意見還不是這個，而是嫌我像個冷血動物，寫東西一點沒有感情。
「感情總會蒙蔽理智。」我說。
「沒錯，」他說，「可問題是大家甘願被蒙蔽。」
理智與情感，這不僅僅是簡·奧斯汀才會關心的話題，也不僅僅是大眾傳媒才會計算的商業數學，在學術和准學術的作品裡，其實也有這樣的問題。比如你想讀一本唐詩評論方面的書，你是希望作者是唐詩的骨灰級發燒友，以熱情洋溢的口吻為你講述呢，還是希望他雖然具備必要的專業素質，但只是心平氣和，甚至冷冷淡淡地講給你聽呢？
這道選擇題似乎出得過分簡單了，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但我自己是偏愛後者的。因為我知道對一個領域的熱忱雖然是一個人悉心鑽研該領域的最大動力，但是，情感總是會蒙蔽理智，愛得越深，理智便越不清楚，這個現象即便在學術領域，在一些名師巨匠身上，也不例外。下面就讓我們來看幾個例子好了。
1769年，柏林普魯士皇家科學院搞了一次有獎徵文，主題是論語言的起源，歐洲數十位學者參加了這場競賽。一年之後，共有30篇論文呈交科學院，赫爾德的《論語言的起源》獨攬獎項，成為傳世經典，而那些落選篇目雖然也出版過幾篇，但幾乎沒有引起任何反響。大多數作品則存在了科學院的檔案室里，默默地積累灰塵，直到200多年後，隨著語言學研究的進展，當年的盛事重新引起人們的興趣，那一批塵封的檔案才終於被翻了出來。1989年，英國學者薩爾門解讀了其中的四篇論文，並與赫爾德的《論語言的起源》加以比較，認為那四篇論文「均有獨到的思想，學術水準不在赫爾德之下，而其推論的嚴密、行文的謹慎尤勝於赫爾德。可是，除了泰滕斯的一篇外，余者連一句『寫得不錯』的評語也未得到」。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是那四篇論文見地太超前了，所以當年的普魯士科學院理解不了嗎？
不，薩爾門的推測是：「赫爾德的論文之所以獲得科學院評委的一致推許，似乎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堅定地主張人類本源說，絕然否認神造語言的任何可能；二是他那充滿激情的詩化語言征服了評委們的心——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在一篇論文中用那麼多驚嘆號。」
《論語言的起源》一書的中文譯本的序言講道：「赫爾德自己在另一處說過：語言若過於詩化，就會損害哲理。既如此，他為什麼要用那麼激情洋溢的文體呢？的確，今天看來，赫爾德的論證不無漏洞，即便在當時也未必能讓眾人折服。許多情況下，與其說是在辯駁，不如說是在聲討，與其說是在論證一種觀點，不如說是在申述一個信念。」（〔德〕赫爾德著，姚小平譯：《論語言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4頁）
好熊舉過一個例子，說假如有一個女人這樣說話：「就我所交往過的那些男人，如果我對他們的認識大體沒有偏頗的話，那麼根據我現階段的道德標準，我認為男人A、男人B和男人C就其迄今為止的表現來看，都不是好東西。」語言若如此縝密，反而不會贏得人們的關注，倒不如直截了當地說：「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我們只要聽一聽政客的演說和傳銷公司的講座，關注一下暢銷書的語言特點，就會發現真正的說服技巧並不是說服力，而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