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大家在興緻盎然地討論一次演講。大概演說家那次對創作的自由度發了一些抱怨，然後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只有在寬鬆自由的環境里，才能誕生文化藝術的傑作。
這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談，但那又怎麼樣，大家還是覺得這話很對，是每個人都想說而不敢大大方方說出來的。可是，事情明明不是這樣啊！我插了一句：難道你們都沒看過蘇聯文學嗎？沒看過蘇聯電影嗎？就算都沒看過，至少也聽過蘇聯歌曲吧——《紅莓花兒開》《山楂樹》，這些總該聽過吧？
即便是從沒讀過《古拉格群島》的人也不會對蘇聯的社會空氣一無所知，但那麼多誕生在蘇聯的藝術傑作就算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依然是當之無愧的經典。還有那個萊妮·里芬斯塔爾，希特勒的御用攝影師，她為納粹歌功頌德的片子直到今天還是多少電影學院里的學生必修的經典之作——當然，僅僅是從藝術角度來看。
里芬斯塔爾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便在納粹那樣的險惡環境里，領袖的文化素質決定了藝術的高度；而在蘇聯的故事裡，是的，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的確飽受迫害，尤其令我心悸的是茨維塔耶娃，這個那麼卓絕的詩人，討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只好選擇了自殺。
還有個再近不過的例子，每個人都不陌生：在清朝那個滿是文字獄高壓的時代，至少還出了一部《紅樓夢》，還有被王國維推崇為北宋以後第一人的納蘭性德。
我承認，寬鬆自由的環境是人們想要的，文化藝術的傑作也是人們想要的，這都沒錯，但這兩者真的存在必然的聯繫嗎？除非把數不清的反例一一解釋為特例，並且解釋清楚。
我就是這麼發言的，但沒有人附和我，也沒有人反駁我。對他們來講，我的問題似乎突如其來，既讓他們不甚喜歡，也讓他們來不及反應。然後，沒有人願意繼續這個話題，大家就這麼不歡而散了。我的出現經常導致這樣的結果，所以大家叫我「氣氛破壞者」。
我的看法總是和大家不同，他們覺得我喜歡故意搞怪，我覺得他們經常邏輯短路。我發覺大家總有許多約定俗成的觀念，既沒有清晰的來由，也不曾被清晰地整理過，但這些都是每個人心靈的根須，堅定地拒絕著任何一把喜歡刨根究底的鏟子。
我發現作家在討論社會問題的時候，總是容易顧此失彼，喜歡訴諸直觀的感覺，而不是細緻地加以論證。我這麼講，完全沒有鄙薄他們的意思——事實剛好相反，我覺得這正是作家們可愛的地方。作家不需要接受任何學術訓練，不需要掌握嚴密的邏輯思辨技巧，那都是學者們的事情；作家只要有自己獨特的眼光，細心加工出一個奇幻的世界給我們看，盡情想像，盡情批判，而學者式的嚴謹恰恰會扼殺這一切。
其實哲人們也常常說一些可愛的蠢話，像孩子或詩人一樣。我愛他們的真理，更愛他們的謬誤，那些謬誤的確缺乏細膩的論證，表達著哲人們最直觀的感受和最本真的好惡，像一隻拒絕變色的蜥蜴，不諳世事地在掠食者的世界裡展現本色，不假任何遮掩，靜候天敵的吞噬。在無怨無悔的固執里，總有一種悲劇的美，讓人在窒息中迷醉。
最早迷住我的正是這樣的一些書，各式各樣的烏托邦，在古往今來中被幻想出來的理想世界。我覺得那些為人類設計烏托邦的哲人就像我自己一樣，耽於幻想，在一個個晴天的雲捲雲舒里，在一個個夜晚的星移斗轉里，飛升至天國的高度，或者像莊子那樣「登假於道」，在雲彩與星空的圖紙上寄託自己雲母一般的才思與哀愁。
我要講的第一個烏托邦，第一本書，就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它是我這一旅程的起點與終點，是我少年夢想的搖籃與墳墓。當「海盜路飛」在雅典的街市上挑剔著旅遊紀念品的時候，我的旅行卻從兩千多年前的古代雅典悄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