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到全國最有名的醫院之一三○一醫院的病房裡來，已經兩年多了。要說有什麼致命的大病，那不是事實。但是，要說一點病都沒有，那也不是事實。一個人活到了九十五歲而一點病都沒有，那不成了怪事了嗎？我現在的處境是，有一點病而享受一個真正病人的待遇，此我的心之所以不能安也。
我今年已經九十五歲，幾乎等於一個世紀，而過去這一個世紀，又非同尋常。光是世界大戰，就打過兩次。雖然第一次沒有打到中國來，但是，中國人民也沒有少受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一大撮「浪人」（大家都會理解，我為什麼只提「浪人」。實際上不止這些人。）乘機佔領了中國大片土地，燒殺擄掠，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殺人成山，流血成河，中國人民陷入空前的災難中。
此後是一個長達幾十年的漫長的時間過程。
盼星星
盼月亮
盼到東方出太陽
盼到狗年旺旺旺
盼到我安然坐在這大病房中，光亮又寬敞。
現在我的回憶特別活躍。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旮旮旯旯，我無所不憶。回憶是一種思想活動。大家都知道，思想這玩意兒，最無羈絆，最無阻礙，這可以說是思想的特點和優點。胡適之先生提倡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這話是絕對沒有錯的。假設越大膽越好，求證越小心越好。這都是思維活動。世界科學之所以能夠進步，就因為有這種精神。
是不是思想活動要有絕對的自由呢？關於這個問題，大概有不同意見。中國過去，特別是在古典小說中，有時候把思想活動稱之為心猿。一部《西遊記》的主角是孫悟空，就是一隻猴子。這一隻猴子，本領極大，法力無邊。從花果山造反，打上天宮，視天兵天將如草芥。連眾神之主的玉皇大帝，他都不放在眼中，玉皇為了安撫他，把他請上天去，封他為弼馬溫。他嫌官小，立即造反，大鬧天宮，把天宮搞得一塌糊塗。結果驚動了西天佛祖、南海菩薩，使用了大法力，把猴子制服，壓在五行山下，等待唐僧取經時，才放他出來，成為玄奘的大弟子。又怕他惡性難改，在他頭上箍上了一圈鐵箍。又把緊箍咒教給了唐僧。一旦猴子猴性發作，唐僧立即口中念念有詞，念起緊箍咒來。猴頭上的鐵箍隨之緊縮起來，讓猴子疼痛難忍，於是立即改惡向善，成為一隻服從師父教導的好猴子。
寫到這裡，我似乎聽到了批評的意見：你不是寫病房雜憶嗎？怎麼漫無邊際，寫到了緊箍咒和孫行者身上來了？這不是離題萬里了嗎？我考慮了一下，敬謹答曰：沒有離題。即使離的話，也只有一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里，是你硬加到我頭上來的。我不過想說，任何人，任何社會，都必須有緊箍意識。法院和警察局固然有緊箍的意義，連大馬路上的紅綠燈不也有緊箍的作用嗎？
繞了一個小彎子，讓我們回到我們的原題上：病房雜憶。「雜」者，亂七八糟之謂也。既然是亂七八糟，更需要緊箍的措施。我們必須在雜中求出不雜的東西，求出一致的東西。決不能讓回憶這玩意兒忽然而天也，忽然而地也，任意橫行。我們必須把它拴在一根柱子上。我現在坐在病房裡就試著拴幾根柱子。目前先拴兩根。
回想起來，已經是八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我們家住在濟南南關佛山街柴火市。我們住前院，彭家住後院。彭家二大娘有幾個女兒和男孩子。小姐姐就是二大娘的二女兒。比我大，所以稱之為姐姐；但是大不了幾歲，所以稱之為小姐姐。
我現在一閉眼，就能看到小姐姐不同凡俗標緻的形象。中國舊時代讚揚女性美有許多詞句。什麼沉魚落雁，什麼閉月羞花。這些陳詞濫調，用到小姐姐身上，都不恰當，都有點可笑。倒是宋詞裡面有一些麗詞秀句，可供參考。我在下面舉幾個例子：
蘇東坡《江城子》：
膩紅勻臉襯檀唇，
晚妝新，暗傷春。
手拈花枝，誰會兩眉顰？
蘇東坡《雨中花慢》：
嫩臉羞蛾，
因甚化作行雲，
卻返巫陽。
蘇東坡《三部樂》：
美人如月，
乍見掩暮雲，
更增妍絕。
算應無恨，
安用陰晴圓缺。
蘇東坡《鷓鴣天》：
羅帶雙垂畫不成，
殢人嬌態最輕盈。
酥胸斜抱天邊月，
玉手輕彈水面冰。
無限事，
許多情。
四弦絲竹苦丁寧。
饒君撥盡相思調，
待聽梧桐葉落聲。
類似的例子還可舉出一些來，我不再列舉了。我的意思無非是想說，小姐姐秀色天成。用平常的陳詞濫調來讚譽，反而適得其反。倘若把宋詞描繪美人的一些詞句，拿來用到小姐姐身上，將更能凸顯她的風采。我在這裡想補充幾句：宋人那一些詞句描繪的多半是虛無縹緲的美人，而小姐姐卻是活靈活現、真實存在的人物。倘若宋代詞人眼前真有一個小姐姐，他們的詞句將會更豐滿，更靈透，更有感染力。
小姐姐是說不完的。上面講到的都是外面的現象。在內部，她有一顆真誠、熱情、同情別人、同情病人的心。大家都知道，麻風病是一種非常兇惡、非常可怕的傳染病。在山東濟南，治療這種病的醫院，不讓在城內居留，而是在南門外千佛山下一片荒郊中修建的療養院中。可見人們對這種惡病警惕性之高。然而小姐姐家裡卻有一位患麻風病的使女。自我認識小姐姐起就在她家裡。我當時雖然年小，懂事不多，然而也感到有點彆扭。這位使女一直待在小姐姐家中，後來不知所終。我也沒有這個閑心，去刺探研究——隨它去吧。
但是，對於小姐姐，我卻不是這樣隨便。小姐姐是說不完的。在當時，我語不驚人，貌不壓眾，只不過是寄人籬下的一隻醜小鴨。沒有人瞧得起，沒有人看得上。連叔父也認為我沒有多大出息，最多不過是一個郵務生的材料。他認為我不闖實，膽小怕事。他哪裡知道，在促進我養成這樣的性格過程中，他老人家就起了不小的作用。一個慈母不在跟前的孩子，哪裡敢飛揚跋扈呢。我在這裡附帶說上幾句話：不管是由於什麼原因，出於什麼動機，畢竟是叔父從清平縣窮鄉僻壤的官莊把我帶到了濟南。我因此得到了念書的機會，才有了今天的我。我永遠感謝他。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話頭仍然又回到小姐姐身上。但是，在談小姐姐之前，我先粗筆勾畫一下我那幾年的情況。在小學和初中時期，我貪玩，不喜歡念書，也並無什麼雄心壯志，不羨慕別人考甲等第一。但是，不知道是由於哪一路神仙呵護，我初中畢業考試平均分竟達到了九十七分，成為文理科十幾個班之冠。這一件個人大事，公眾小事，觸動了當時的山東教育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老先生。他親自命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給我，算是對我的獎勵。我也是一個頗有點虛榮心的人，受到了王狀元這樣的禮遇，心中暗下決心：既然上來了，就不能再下去。於是，奮發圖強，兀兀窮年。結果是，上了三年高中，六次期考，考了六個甲等第一。高中最後一年，是在U石橋那個大院子里度過的。此時，我已經小有名氣。國文，被國文教員董秋芳先生評為全校之冠（同我並列的還有一個人王俊岑，後入北大數學系）；英文，我被大家稱為Great home（大家，戲笑之辭，不足為訓）。我當時能用英文寫相當長的文章。我現在回想起來，自己都有點驚詫。當我看到英文教員同教務處的幾位職員在一起談到我的英文作文，那種眉開眼笑的樣子，我真不禁有點飄飄然了。
上面這些情況，都是我們家搬離柴火市以後發生的，此時，即使小姐姐來走娘家，前面院子也已經是人去屋空。那一位小兄弟也已杳若黃鶴，不知飛向何處去了。事實上，我飛的真不能算近。我於1935年離開祖國，到了德國，一住就是十年。一直到1946年，才輾轉回國。當時國內正在進行戰爭。我從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乘火車到了北京。此時正是秋風吹昆明（湖），落葉滿長安（街）的深秋。離京十載，一旦回來，心中喜悅之情，不足為外人道也。
然而小姐姐卻仍然見不到。
我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間是1946年。1946年和1947年兩年，仍然教書。此時戰爭未停，鐵路不通。航空又沒有定期航班，只能碰巧搭乘別人定好的包機。這種機會是不容易找的。我一直等到1948年，才碰到了這樣的好機會。於是我就回到了闊別十三年的濟南，見到了我家裡的人，也見到了小姐姐。
那一年，我三十七歲。若以四十歲為分界線的話，我還不到中年，還是一個青少年。然而，當時知識分子最高的追求有二：一個是有一個外國博士頭銜（當時中國還沒有授予博士的辦法）；第二個是有大學教授的稱號。這兩件都已是我囊中之物。舊時代所謂「少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