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看起來沒有內心衝突，沒有懷疑，沒有猶豫，在咱們看來，不是獃子，就是騙子。但據宋儒說，還有第三種，即醇儒。漢朝有位揚雄，一流的思想者，到了南宋，就給罵個狗血噴頭。如朱熹，便說揚雄見識全無，語言極呆，「甚好笑」。——程朱一派見不得揚雄的天才，按倒揚雄，才好給董仲舒這樣的醇儒張目。
揚雄確是個爭議人物。他的想法，時時首施乎孔老二端，他的行為，也在去就之間徘徊。想回家，不甘抱朴於貧賤，出來作官，又厚不下臉皮去干進。王莽篡漢，他先是被官司牽連，跳樓幾乎摔死，後又寫《劇秦美新》和《元後誄》，拍王莽的馬屁。這兩件事，後人批評最多，便是辯護者，也只是說不能以人廢言，他的著作自有價值，不得「與投閣之軀並朽」。當代學者則說王莽新政，自有理想主義的一面，揚雄美新，並非全是違心。這個道理，就高明了。
不過，揚雄和漢代別的讀書人還有點不一樣，便是和後來的王充這類極有頭腦的人，也不很一樣。儒生琢磨的事是入而修齊，出則治平，在漢代，治平尤是興趣中心。但盡觀揚雄的著作，實在看不出他對政治有深厚的興趣。他最下心血的《太玄》，自以為是可以和《周易》比肩而傳的，講的也不是什麼理想社會，而是世界圖景。這樣一個人，美新也好守志也好，未必就當成自己一生的大節。他年輕時寫過一篇《反離騷》，惋惜屈原的死，說人家孔子還曾去魯，老子還曾出關，哪能一棵樹上弔死呢？
揚雄是四川人，從小在家裡受窮。出來謀差，已是四十來歲的人了。剛進京時，難免有點「燒包」，又是諷又是勸，以為自己的文筆果真能有功於當代。很快也就涼下來，在黃門郎的閑職上，一混十好幾年。他說話結巴，樣子又邋遢，熱鬧的官市，是不去鑽的，全數時間，只用在看書、訪學和冥想上。看別人混得好，有時也眼紅心熱，自忖沒有那等才能，只好拿黃老的話頭或自己的幻想來寬心。當然，幻想過後，眼前仍是一片名教勝地，不過他又有一種說辭，以為只有在戰國那樣的亂世，君主才會得一士如得一城般地重視英才，如今是太平年代，滿大街都是「士」，頭尾相連，也分不出什麼高下，「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便如他老人家這樣的奇士，也顯不出特別。這樣一想，他便釋然。
他奇在哪裡呢？他說過這樣的話：「人最寶貴的是什麼？是智慧。」這和孔老，都去得遠了。孔子也講智，只是置於次要的位置，至於老子，則有著名的主張為「絕聖棄智」，以傻笑國為烏托邦的，黃老的治國術，更是以愚民為先務。揚雄倡智，雖談不上道古人所未言，畢竟是清新的風氣。而且他身體力行，對實際的知識，最有興趣。他留下的《方言》，是訪問了無數的外地人寫下的，一部空前的作品。他對天文地理之學廣有研究，後世的張衡，對他極為推崇。
這樣的人，是有可能給事實說服的，而不是以強辯勝於事實為有功。揚雄曾信奉蓋天說，有一回和桓譚在廊下曬太陽，日影從背上移開，桓譚趁機說，您看這日光的走向，分明不合於蓋天說，而符合渾天說。揚雄細思其理，從此改信渾天說。
以這樣的主張和實踐，他本來有機會開闢一種傳統。在東漢，這樣的事情似乎有些苗頭，至張衡而臻其極。慢慢地，這趨勢又重新沒入主流，而揚雄，醇也罷不醇也罷，仍給奉為儒學大師，《太玄》也入了玄學一門。追求事物的知識，再也沒有成為潮流，零星的例外總是有的，也只是零星。古代學科尚未分化，我們看哲學史與科學史，有多少人物同時出現在這兩種史中，便知主流知識結構的大概。
有一次，揚雄向黃門署一個做渾天儀的老工匠請教天文之事。老工說，我從小做這儀器，但隨尺寸法度，不明白裡面的道理，到了七十歲，才想通一點，然而馬上就要死了。我兒子也學此藝，也當如我，至老才明白，等明白的時候也就該死了。揚雄代表的趨向傳而無統，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