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軻刺秦，到底是出於公憤還是私恩？
秦與關東諸國的戰爭，本質上是價值觀的戰爭。魯仲連議論說，六國尚禮義，秦國尚首功。——所謂首功，便是以斬首的數目計功量爵。商鞅變法，設爵二十等，斬得一首賜爵一級（「首級」這個詞便是這麼來的）。六國人對這種做法很看不起，但並沒有自己的辦法來建立如秦軍那樣的精兵。那時關東流行民氣論，縱橫家辯談，也每以人心為辭，但民氣既不可恃，春秋以降幾百年連環征伐在人心中的不良後果，也正由六國來獨享。
軍事而外，秦國的社會是高度組織的，六國是散漫的，秦國是單純的，有一致的意志，六國是紛亂的，以彼此拆台為得計，秦國重實務，六國拘於舊禮，——古老的價值觀已從內部破碎，再也不能使人們團結起來了。總之，秦人是堅忍的，關東人是腐敗的，秦國是戰爭機器，六國是花花世界。
楚國本來是有可能領導抗秦戰爭的國家，但它新進的身份，一直為傳統的大國瞧不起。它從齊國和三晉那裡得到的支持很少。秦兵打來時，這邊還在爭奪「文化優勢」，戰爭的結果不問可知。燕太子丹也算是個圖強的人了，使出刺殺這樣的下計，說明事已不可為。看不到希望，就只好幻想了。
司馬遷《刺客列傳》，在曹沫之後，荊軻之前，還有專諸、豫讓和聶政，這三人的行刺，都出於私人的恩義，所以後人視他們為勇士，為義士，而不為烈士。劫齊桓公的曹沫，是為荊軻所效法的。但曹沫利用齊桓公和管仲的仁信，有一點欺人以方的味道。
古書《燕丹子》，對秦廷上發生的事，有與《戰國策》不一樣的描述，說荊軻已經制住秦王，但中了秦王的詐術而敗。《燕丹子》中的一些事不大可信，是以司馬遷不採。但有一點，確如柳宗元所說，「秦王本詐力，事與桓公殊」，荊軻就算能逼令秦王許諾，也毫無用處；而即使殺一獨夫，太子丹設想的秦國內亂，也不大可能發生。
而燕太子丹沉浸在幻想中已經好幾年了。那麼荊軻呢？他留下來的言論很少，其想法不好猜測。他說服樊於期出借腦袋，以報仇為義，——很難說那個時代有沒有公仇的概念。上古流行復仇，但限於血親和私誼之內，所謂父仇不共戴天，交遊之仇不同國，「天下之仇」的概念，沒有建立。當然這不意味著那時沒有公義，只是還模糊得很。
至於報恩，完全是私人的動機。所以後人也有小看荊軻的。刺帝是可駭的舉動，特別是在天下粗定之後看來，所以也有厭惡荊軻的。揚雄便不許以義，司馬光更是說他「懷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強燕弱秦，不亦愚乎」。在司馬光看來，燕太子丹的陰謀，本就是輕謀淺慮，給自己的國家惹禍。
但是，一劍之任，以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萬世之恥，這樣的幻想，人往往有之（司馬光除外），是以陶潛要詠荊軻，魯迅會做《鑄劍》。《鑄劍》中有句歌辭，「我用一頭顱兮而無萬夫」，在我看來，也可為荊軻的寫照。
將普遍的衝突化為個人之間的戰爭，乃是古人習見的想法。易水唱別，固是高潮，總是意氣感激的成分為多；唯當懷匕西去，迢遞千里，一路上所見所感，紛紜而至，而未改其衷，個人的意志，原來也可以這麼可怕。所以詠荊軻的詩篇雖多，我獨喜賈島的兩句：「我嘆方寸心，誰論一時事？」
其餘也有嘆他的，贊他的，嘲笑他的，惋惜他的。有意思深些的，如晚明的陳子龍，有淺些的，如盛唐的李白。古人心事不可知，說來說去，只是詩人自己的念頭。
漢初的人，一提到秦的速亡，就欣欣得意，好像關東的精神，真有什麼力量，六國的後人，竟終能以三戶亡秦似的。其實秦亡只是由於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它的制度，制秦一地足矣，要籠罩這麼大的新國家，立刻就要綻裂，而他們剛剛得志於天下，先是不情願改變，後是來不及了。漢雖覆秦而實繼秦。但一開始的時候，畢竟去六國不遠，所以各種各樣的人士，都有一點容身之地。司馬遷若遲出一二百年，大概也要化而為班固，也不會給荊軻做什麼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