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我上小學，讀到一九七六年，這個時期正是「十年」的後一半。在這幾年裡，我和全國別的小學生一樣，寫過，現在看來是很多的，批判文字。那時的作文，常常是「徹底批倒批臭『讀書無用論』」一類，題目出下來，我們就嘩嘩地削鉛筆，動手寫一篇兩百字的文章，把「讀書無用論」批倒批臭。開始寫不了這樣長，只能用幾十個字，來把隨便什麼批倒批臭。到十歲時我已經相當熟練了，不論你交給我什麼東西來批判，我都能很自信地把它批倒批臭。除了作文，所有成文的東西，決心書、倡議書、慰問信、檢查……除了請假條之外，所必不可少的內容，一是頌聖，另一樣就是批一點兒什麼，至於批什麼，得看當時的流行。比如上面說的批「讀書無用論」，是七十年代初的事，如果你提早幾年批它，那就該倒霉了。
我的批判生涯不是從批劉開始，而是從「批林整風」開始。批劉時我還太小，只能觀摩。當然，不管什麼時候，批劉都是家常程序，你在文章放幾句罵「叛徒內奸工賊」的話，一般不會錯。「批林整風」之後，就是「批林批孔」，這才到了我有用武之地的時候，因為我已經上到三四年級了，很有本領，寫得出有頭有尾的作文。然後是「評水滸批宋江」，「評法批儒」，批「右傾翻案風」，這中間還批過「回潮」，批過「師道尊嚴」，還有永遠在批的「蘇修美帝」，以及種種數不清而我已經忘記的東西。有時還會要你批一本書，比如《青春之歌》，但和批《水滸》不同，在批判之前並不讓你看《青春之歌》，因為你的「鑒別能力」還差，弄得不好，看過之後，不但批不出，自己先中毒了。這是件挺奇怪的事，因為中國人的鑒別能力總是如此地被低估，而批判能力又總是如此地被高估。直到現在也是這樣，所有要你批判的東西，差不多都不讓你看。
我印象較深的是「評水滸批宋江」和「評法批儒」。《水滸》我看得非常起勁兒，批得也很起勁兒。這又是一件怪事，但當時並不覺得，當時已經「習慣了」。七五年我訂了上海的《學習與批判》和《朝霞》，後來這兩本雜誌被宣布為毒草，——那時的出版物分為兩種，一種是毒草，一種雖然暫時還不是毒草，不過早晚也會是的。我看《學習與批判》時它還是香花，很多人揣摩它，不過所謂「學習」，就是學習「批判」的技術。這已經是有點高深的程度，因為多數人多數時候並不需要特別的學習，——你只需要批判。當然在批判中你也能學到東西，比如我就學會了使用「扈從國」這樣的難字眼兒，雖然我不認識那個「扈」字。《水滸》里有一個姓它的女將，會用繩子像套馬一樣套人，我崇拜過她幾年，但還是不會念那個字。七五年前後我讀了一些先秦子書，語孟荀韓之屬，但後來都得重讀，而且要多花工夫來清除以前的印象，因為以前那個時候不但什麼也讀不懂，還盡把人家的意思往歪里想。總之，雖然也學到了一點東西，但我一點也不感謝那時的批判生涯，我絕不會認為如果沒有「大批判」，我就再沒機會學會那些東西；我也絕不會因為我很早學會了說「扈從國」，就感謝那種經歷，不然我就成了某種賤坯，被當狗一樣看待，還面有喜色，覺得自己爬得很好看。我說「被當狗一樣看待」並不過分，因為只有狗，才是你要它咬誰它就咬誰，我們也只是對狗，才會簡單地說：「老黃，咬！」——用不著告訴狗它為什麼要咬那個人，也用不著讓狗事先了解那個人，考慮一下對方是否有該被咬的道理。
我沒有批判，準確點兒說，「批鬥」過人，無論是地主還是教師，都沒有落到過我的手裡。因為我上小學的那個地方，人還厚道，不像有的地方，或六十年代後期那樣，動輒把活生生的人拉到前面去「供批判用」。不過我們那時已經做好「批鬥」別人的思想準備，像自動機器一樣，只要你站在前面，彎下腰，不論你是什麼人，哪怕你是在系鞋帶兒，我們都會立即批鬥你。在「反潮流」的時候，我很想批判我的班主任，因為我不過曠了一節課，他卻把我「批判」了足足兩節課。但只是想一想，沒有敢實踐，因為我們那個地方「師道尊嚴」很厲害，按我當時的看法，和全國的形勢，或我從《朝霞》之類的雜誌和電影里看來的「形勢」比，是很落後於革命的。有一次在被他教訓時，我想起那些故事，想像著我也衝上前去，通體發亮，眼睛上閃著高光，大聲宣布出他的錯誤，他一下子就灰溜溜了。這樣的想像讓我激動得不能自持，身體顫抖，血液沸騰。這位姓劉的老師看出我沒有認真聽他的教訓，把我臭罵了一頓，我才清醒過來，雖然還在發抖，卻是因為怕他。如果我非得感謝點什麼，那我就感謝這位劉老師吧，或者謝天謝地，沒叫我趕上批鬥活人，這樣，我那些批判文字，傷害的就只是自己了。無論我批判孔孟，或是批判美國的什麼人，或是批判雖在中國而遠離我十萬八千里的什麼人，他們對我的批判毫無所知，都活得好好的，或死得好好的，或雖然活得不好，卻和我毫無關係，而我的批判不過是傷害自己而已。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些傷害在什麼地方。把某樣東西宣布為「臭」，和要你自己動手把它「批臭」，這裡面的區別很深。把孩子召集起來，告訴他們太陽繞著地球轉，或達爾文是猴子，這不過是謬見的強迫教育。而要孩子自己動手來證明達爾文是猴子，得逼著他發動全部的惡意，拋棄對同類的所有同情心，蔑視一切他已知和未知的邏輯，把對事實的任何敬意踩到泥淖里去。前一種是對羊的訓練，後一種兼有對狼的訓練。前一種訓練出來的是食物，後一種訓練出來的，除了做食物，還會為主人捕食。對知道達爾文不是猴子的成年人來說，去批判達爾文是猴子，要先對自己進行無恥訓練；對孩子來說，沒有這種痛苦，而更壞的卻是，他將不知道這裡面有羞恥。對小學生，或任何對該對象無知的人來說，去批判一種對象，很像是一種輕鬆的遊戲，在裡面人們可以滿足一種運用無知的暴力快感。你有本事是嗎？我用一句「他媽的」就可以打倒你；管它是多少人殫精竭慮才產生的一點思想，我照樣可以看不起它。理由？不需要理由！——這才是要義所在。慢慢地就養成了習慣，習慣於不講道理，習慣於說謊，編造是非，習慣於把別人往壞里琢磨，習慣於依賴愚昧，並從愚昧中發現出力量，體驗到快樂。田間地頭學哲學，工人階級上講台，在這種「遊戲」里，受傷害的絕不是知識傳統的本身，而是我們。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念過書的人拿起什麼事來都敢胡說，我懷疑他們和我一樣，也是「批判」著過來的。
我批過個人主義，現在則以個人主義者自居；我批過自由主義，現在別人說我是自由主義；我批過經驗主義，曾一直以為那是反對施用化肥的一種學說；我批過實用主義，很多年後才奇哉怪也地發現杜威原來不姓杜。我批判過指不勝屈的各種主義，這裡邊的一半，現在我也不很瞭然，另一半主義，後來花過很多時間來「學習」。被我咒罵過的人，很多是比我現在好得多的人，在那時他們在我眼裡不是人；被我咒罵過的理論，許多是我現在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而那時它們在我眼裡不過是「對象」。說到這裡，有人可能誤解，以為我要「懺悔」點什麼。對不起，小學生是不需要懺悔的。需要懺悔的不是我。當然我需要提防自己，提防早年教育在我身上的某些影子，不過，真正讓我覺得遺憾的是，到了今天，我還看到人們在接受這樣的訓練，有些人是被動的，有些人卻偏要「自學成才」，我不知道哪一種更讓我遺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