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做的只是掃清道路。在論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前，我想提請大家謹防陷入謬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一生最後十五年間花了很大精力從事編輯一本雜誌。他為這本雜誌撰寫的文章彙集成冊，定名《作家日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該著作中闡述他的思想。因此不斷參照該書似乎再簡單自然不過的了，但，可以馬上告訴大家，這本書令人大失所望。我們讀到社會理論的闡述，其理論模糊晦澀，表達極不高明；我們讀到一些政治預言，沒有一項預言得以實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圖預測歐洲未來的狀況，幾乎總是估計錯誤。
蘇代先生不久前在他的《時代》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辟了一個專欄，樂不可支地挑陀氏的毛病。他同意說陀氏的文章只不過是通常的新聞體之作，這我完全贊成，但我反對他認為這些文章為我們了解陀氏的思想提供了再好不過的資料。說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探討的問題並不是他最感興趣的，應當承認，在他看來政治問題不如社會問題重要，社會問題又不如，大大不如道德和個體問題重要。我們能夠從他那裡得到最深刻最罕見的真知灼見是屬於心理學方面的，我補充一句，在這個領域他提出的想法往往停留在問題、疑問階段。他不尋求答案，只作陳述，只陳述那些通常處在紊亂狀態的問題，正是因為它們極其複雜，縱橫交錯，混亂不堪。總之一句話，嚴格地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小說家。他最寶貴最敏銳最新穎的思想，我們應當在其人物的言論中尋找，而且不一定總在主要人物的言論中尋找，往往最重要最大膽的思想，作者讓次要人物說出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旦以自己的名義說話，總是笨口拙舌的。我們可以認為他通過《少年》中維爾西洛夫之口道出他自己想說的這句話：
「發揮？不，我寧願不發揮。奇怪吧：每當要發揮我深信的一個思想，幾乎總是沒等陳述結束，我的信仰便動搖了。」
我們甚至可以說很少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陳述自己的思想之後不馬上加以否定的。在他看來，思想一旦得以陳述就好像立即散發死物的臭味，好似佐西馬屍體散發的惡臭，而人們恰恰期待著出現奇蹟，其時這種惡臭使得他的弟子阿遼沙·卡拉馬佐夫夜間守靈變得不堪忍受。
不言而喻，對一個「思想家」來說，如此這般，是相當糟糕的。他的思想幾乎從來都是不完全的，幾乎總是讓有關人物表達出來的，甚而至於，不僅關係到小說人物，而且關係到人物生活的某個確切的時刻。可以說，思想是由其人物某個特定和暫時的狀況所獲得的，因此是相對的，就是說，直接關係到思想所導致的行為或舉動，抑或是行為或舉動必然導致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講理論，就叫我們失望。拿他論述謊言的文章來說吧，當他讓說謊的典型人物（與高乃依 的典型人物迥然不同）在小說場景中活動時，是多麼得心應手，天衣無縫。他善於使我們通過典型人物明白是什麼東西迫使說謊者撒謊，然而，一旦作者企圖向我們作出解釋，把他的人物理論化，就顯得平淡蒼白，趣味索然。
這本《作家日記》向我們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小說家到家到了何等程度。如果說他寫理論和批評文章相當平庸，那他一旦把某個人物引入場景就十分高明了。正是在《作家日記》中我們發現精彩的記敘《莊稼漢克羅奇卡亞》，一部陀氏的力作，類似小說的，確切地講只是一篇長長的獨白，很像差不多同時期寫的《地下才子》中那篇獨白。
更妙的是，我想說，更有啟示的是，在《作家日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兩次讓我們觀察小說情節的安排，幾乎不由自主的，幾乎無意識的。
他給我們講他觀看街上行人，有時尾隨他們的樂趣，之後，筆鋒一轉，便抓住某個遇見的行人不放了：
「我注意到一個工人，他胳膊上沒有挽著老婆，只牽著個孩子，一個小男孩。兩人都像孤獨者那樣愁眉苦臉。工人約摸三十歲，面容憔悴，一副病態。他穿著節日禮服，但外套的接縫處都已磨損，紐扣的包布全脫落了；衣領油兮兮的，褲子洗得倒頂乾淨，但像剛從舊衣店買來的；大禮帽破爛不堪。臉部表情陰沉，冷峭，近乎兇惡。這個工人在我看來像是個排字的。他手拉著孩子，小男孩有點兒跟不上。小傢伙兩周歲，再大也大不了多少，非常蒼白，非常孱弱，穿著短上衣，踏著紅高幫皮靴，戴著插一片孔雀羽毛的帽子。他累了。父親向他嘀咕什麼，也許嘲笑他缺乏腿勁吧。孩子沒有爭辯，五步之後，父親彎下腰，把他舉起，抱在懷裡。男孩似乎很高興，雙臂摟住父親的脖子。他剛抬高身子便瞥見我，吃驚好奇地望著我朝他微微點頭示意，他卻皺起眉頭，更緊地扣住父親的脖子。父子倆大概是好朋友吧。
「在街上，我喜歡觀察行人，端詳陌生的面孔，研究他們可能是何許人，想像他們怎樣生活，並在生活中可能對什麼感興趣。那天，我對這父子倆特別關注。我設想，工人的妻子，即孩子的母親，剛去世不久。鰥夫一周中在工場幹活，把孩子扔給某個老婦人照看。他們必定住在地下層，這男子租了一間小房，也許只租房間的一角。今天星期日，父親帶著孩子走訪親戚，很可能去亡妻的姐妹家。我希望孩子的姨在小說中不常出現，她嫁給一個下級軍官，住在地下層的大兵營里，但單獨住一間房。她為去世的姐妹傷心哭泣，但時間不長。鰥夫也不顯得大悲大慟，至少在走訪時是如此。不過，他一直憂心忡忡，寡言少語，只談利害有關的問題，講完就默不作聲了。之後，便等著上茶炊，等著喝茶。小男孩待在一角的長凳上，蠻不懂事地噘著嘴皺著眉，最後昏昏入睡了。姨媽和父親對他不大在意，給了他一片麵包和一杯牛奶便不管了。軍官起先一言不發，等到某個時刻突然甩出一句粗野的玩笑，挖苦父親正在斥責的小淘氣。孩子急於離開，無奈的父親把他領回位於利季埃奈亞的維鮑格斯卡婭家裡。
「第二天父親照例去工場上班，小傢伙依舊跟著老婦人。」（《作家日記》第九十九至一百頁）
在同一本書的另一處，我們讀到他遇見一名百歲婦人的記敘。他上街時看見老婦坐在一條長凳上，跟她搭訕後便走開了。但晚上「完成工作之後」，又想起老嫗，想像她回到家人身邊以及家人跟她說些什麼話。他敘述老嫗仙逝。「我樂於想像故事的結尾。畢竟我是小說家嘛。我喜歡講故事。」
再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不胡編亂造。就在這本《日記》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及科爾尼洛夫寡婦的訴訟時，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組合和安排故事。當司法調查結束，罪行水落石出，他寫道：「我幾乎全猜對了，」接著解釋道，「一次機緣巧合，我去見了科爾尼洛夫寡婦，驚異我的猜測竟這般符合實際。當然，有些細節陰差陽錯了，譬如，科爾尼洛夫雖然確是農民，但歐式穿著，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結論，「總而言之，我的差錯都無關緊要，猜測的實質內容是對的。」（《作家日記》第二九四頁和第四五〇至四五一頁，副標題為《一樁既簡單又複雜的事情》）
有了觀察的天賦，虛構的天賦，重組真實的天賦，如果再加卓越的敏感性，就可以產生一個果戈理，一個狄更斯（或許你們還記得《老古玩店》開頭狄更斯講他自己忙於尾隨行人觀察行人，離開之後還繼續想像他們的生活）。但這些天賦，不管多麼神奇，卻不足以產生一個巴爾扎克，一個托馬斯·哈代 和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肯定不足以促使尼采寫下列的文字：
「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比發現斯丹達爾更為重要，惟有他教我學到了一點心理學。」
很久以前我就摘錄過尼採的一段文字，我想念給你們聽聽。尼採在寫這段話時未必想到正好指出偉大的俄國小說家最獨特的價值，他原本用來批判許多現代小說家的，譬如暗指龔古爾兄弟 之流：
「對心理學者的訓誡：切勿製造商販心理學！千萬不要為觀察而觀察！否則就會產生錯誤的觀點，產生某種『惡習』，產生某種牽強附會的東西。硬想體驗某事而去體驗，絕不會成功。事發時是不可自審的，任何一瞥都會是變形的。天生的心理學家本能地提防為眼見而觀看，天生的畫家亦然。他從不臨摹自然，而依靠自己的靈感自己的『暗箱』去篩濾去表達『案情』，『氣質』，『經歷』……他只意識到概要結論，結果，而不熟悉對個別案情的任意推斷。倘若另搞一套會有什麼結果！譬如按照巴黎小說家那種辦法，不就大辦商販心理學了嗎？他們可謂窺伺現實，每天晚上報道一堆報聞獵奇。但瞧瞧結果是個什麼樣子哪……」（《水星》，一八九八年八月刊第三七一頁）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不為觀察而觀察。在他，作品並非產生於對現實的觀察，或至少不僅僅產生於此，但也不產生於固有的想法。所以，陀氏的作品不是從理論構思出發的，而是浸沉在實際里，產生於思想與實際的會合，產生於這兩者的混同（blending ，英國人語），思想與實際渾然一體，簡直說不上哪個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