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可供我們研究的心理和倫理方面，一些真知灼見是至關重要的，我急於想講一講。但，他的真知灼見太潑辣太新鮮，如果我開門見山，你們可能覺得那是逆理悖論。所以，我必須慎之又慎。
我上一講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今天我覺得適得其時，恰好突出一下這個人物的特性，再把他放在他的環境中加以考察。
我有幾個俄國至交，卻從未去過俄國；如果沒有這些人幫助，我在這裡演講就太勉為其難了。首先我要陳述一下對俄羅斯人民的幾點看法，這是從一本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找到的，即傑出的傳記作家霍夫曼夫人之大作。她開宗明義，非常強調貫穿俄國社會各個階段的團結和博愛，既為所有人也為每個人。團結和博愛消除了社會藩籬，自然而然地方便了人際關係，這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屢見不鮮；互相介紹後突發同情，正如陀氏筆下的一位主人公雄辯地稱之為「巧合的家庭」。私宅成了宿營，竟留宿夜間值勤的陌生人；人們接待朋友的朋友，大家立即親密無間。
霍夫曼夫人對俄國人民的另一個見解是，俄國人不會有嚴謹的作風，甚至常常不能守時；好像俄國人不大以混亂為苦，不大努力擺脫混亂。如果我要為咱們系列講座的無序找個借口，我可以借口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龐雜和縱橫交錯，借口說滿足咱們西方的邏輯是特別困難的，不如把陀氏的思想來一番按圖索驥。由於俄國人的游移不定和優柔寡斷，霍夫曼夫人認為其部分原因是時間意識的淡薄，冬天漫長的夜晚和夏天漫長的白日使他們逃脫了時間的節奏。我在老鴿舍劇院的一次簡短講話中曾引用霍夫曼夫人敘述的一則趣聞：一個俄國人受到不守時的責備後反駁道：「是啊，生活是一門艱難的藝術，有些時刻值得好好過一過，這比準時赴約要重要得多得多。」但我們從這富有啟示的話語中發現俄國人對私生活的特殊情感。在俄國人看來，私生活比一切社會交往更為重要。
我們不妨仍順著霍夫曼夫人的說法提一下俄國人忍耐和同情的傾向，Leiden和Mitleiden ，俄國人甚至同情罪犯。俄語中可憐蟲和罪人只是一個詞，重罪和輕罪只是一個詞。再加上幾乎宗教式的懺悔意識，不難看出俄國人在跟他人尤其是外國人的交往中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這種不信任往往引起西方人的抱怨，但霍夫曼夫人斷定，來自始終如一的自我不足感和易犯罪感，而遠不是感覺他人無價值，總之是由於謙卑而產生的不信任。
《白痴》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敘述了四次相遇，最好不過地顯現俄國人非常特殊的宗教感情，哪怕一切信仰泯滅以後依然存在。我給大家讀一讀這段敘事：
「關於信仰，」梅什金微笑著開講，「上星期我與他們兩天內有四次不期而遇。一天早晨我乘火車旅行，巧遇S同座，跟他聊了四個小時……對他的事，我早已耳熟能詳，尤其知道他是無神論者。這是個教養極好的人，我很高興跟一個真正的學者交談。況且他恂恂儒雅，非常客氣，在才智和學識上把我視為同仁。他不信上帝。可我驚異於他所說的一切好像與之渺不相關。先前我每次跟懷疑上帝存在的人交談，抑或閱讀他們的作品，都會發現相似的意見：他們所說的一切論據，哪怕最貌似有理的，我總覺得站不住腳。我對S也不諱言，但或許我說得不太明朗，他沒有聽明白……晚上我在一座縣城停留，下榻的旅館裡人人都在議論一起兇殺案，是前一天夜裡就地發生的。兩個同齡農民本是朋友，那夜滴酒未沾，喝完茶便去睡覺了（他們要了雙人房間）。其中一個兩天來發現同伴揣著一塊帶玻璃珠鏈的銀表，以前可不知道哇。此人並非小偷，他正直，作為農民，境況還不錯。但這塊表，他喜歡得不得了，硬想弄到手，如痴如狂，不能自已。於是他操起一把刀，等朋友一轉過身去，便躡手躡腳走近，對準方位，舉目朝天，畫了個十字，虔誠地祈禱：『上帝啊，看在基督大功大德的分上原諒我吧！』接著一刀劈下去，把朋友像羊似的宰了，然後搶走了銀表」。
羅戈吉納哈哈大笑，此公一直鬱鬱寡歡，其時突然興高采烈，倒是有些蹊蹺。他喘著氣斷斷續續大聲說：
「太妙了，沒有比這更妙的了！一個根本不信上帝，另一個篤信到了謀財害命時還做禱告！有這樣的事嗎？公爵，假造都造不出來的啊！哈！哈！哈！太妙了，沒有比這更妙的了……」
「翌日清晨我去市裡散步，遇見一個醉兵，歪歪斜斜倒在木板人行道上。他叫住我，搭訕道：『爵爺，買下這個銀十字架吧，二十戈比就讓給你，十字架是銀的呀！』他遞給我一個十字架，大概從脖子上剛取下來的，因為系著一條藍繩子。但一眼就看得出十字架是錫做的，有八個尖頭，忠實模仿拜占庭體形。我從口袋裡掏出一枚二十戈比銀幣給了士兵，把他的十字架套在我的脖子上。詐騙了一個傻瓜同胞，他喜形於色。我肯定他立即把倒手得來的錢拿到酒店去花掉了。其時，朋友，我在家鄉看到的一切給了我極其強烈的印象；先前我對俄國毫不了解：幼年時期是迷迷糊糊度過的，後來到國外待了五年，所以故鄉給我留下的記憶幾乎是盲信的。我慢慢往前走，一邊兒琢磨：『不要急於譴責這個猶大，等等看，誰說得清醉鬼們脆弱的心底藏著什麼啊。』一小時後，我回旅館時遇見一個農婦，她懷裡抱著吃奶的孩子。婦女還年輕，嬰兒約摸六周大。他朝母親微笑，自生下來便如此。我突然見農婦畫十字，畫得虔誠極了，虔誠極了，虔誠極了！『請問，你為何畫十字呢？』我問道，其時我好提問。她回答：『嗨，母親看見嬰兒初次微笑心裡越高興，上帝在天上每每看見世間罪人做熱忱的禱告也就越快樂。』這是幾乎一字不差的原話，對我說此話的是個平民女子，但她表達的思想多麼深刻，多麼敏銳，真正篤信宗教，包含著基督教的全部精髓，就是說把上帝看作咱們的生身父親，想著上帝見人樂呵呵，正如父親見兒喜滋滋。這便是基督最重要的思想！一個普通的農婦！說實話，她是做母親的……誰知道呢？也許就是那個士兵的妻子吧。聽我說，帕費納，現在回答你剛才提的問題：宗教情感就其本質而言是堅不可破的，任何推理任何過失任何罪行任何無神論都無法動搖，有某種擺脫一切外在物的東西存在著，永在著，即無神論者的論據永遠擊不倒的東西。其要領是，只在俄羅斯人的心中有這種宗教情感，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著的。這就是我的結論！這就是俄羅斯給我的第一個印象。還需努力呀，帕費納！在這個人世上要幹事有的是哪，相信我的話吧。」
這段敘事寫到最後顯露另一種性格特徵：相信俄羅斯人民負有特殊的使命。
這種信仰在許多俄羅斯作家身上屢見不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則變成積極的和痛苦的信念。他對屠格涅夫的不滿，正是認為在屠氏身上找不到這種民族情感，覺得屠格涅夫太歐化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論述普希金時聲稱，普希金還在模仿拜倫和謝尼耶 的時期就悟出「一種嶄新的和真摯的情調」，陀氏稱之為俄羅斯情調。「對俄羅斯人民及其價值能有何種信仰呢？」普希金在回答這個所謂「該死的問題」時，嚷道：「夾起尾巴，傲慢的人！首先應當克服傲岸不遜，打掉傲骨，在所有人面前，卑躬屈膝，把腰彎得直到頭碰故土。」
人種的差異大概沒有比在領悟榮譽的方式上更為鮮明突出了。開化的人，其秘密的活力在我看來恰恰不是拉羅什富科 所說的自尊，而是我們所稱「榮譽攸關」的情感，即榮譽感，這個神經痛點，就法國人英國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來說是不完全一樣的……然而與俄國人比較起來，所有西方民族的榮譽感則好像差不多混同的。了解到俄羅斯的榮譽，我們定會茅塞頓開，必將發現西方的榮譽常常有悖於福音的告誡。恰恰是為了排除西方的榮譽感，俄國人才把自己的榮譽感靠近福音；換句話說，俄國人信奉基督教的情感超出，往往超出我們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種榮譽感。
抑或報仇雪恥，抑或認錯謝罪，在作出這類抉擇時，西方人往往認為後者有失尊嚴，是孱頭懦夫之舉。西方人傾向於把不原諒不忘記不寬恕看作有性格。誠然，西方人竭力永不出錯，但一旦出了差錯，好像要認錯便是最最丟面子的事情。俄國人則相反，隨時承認錯誤，甚至向敵人認錯，隨時自謙自卑，隨時賠禮道歉。
大概與之有關的是，希臘正教一味鼓勵自然傾向，容忍乃至讚揚公開懺悔。不是向神甫耳旁單獨懺悔，而是當著任何人當著大伙兒懺悔，這個想法始終糾纏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在《罪與罰》中，當拉斯科爾尼科夫向索妮婭坦白罪行時，索妮婭即刻勸他到廣場去下跪，併當眾高喊：「我殺人了」，認為這是減輕靈魂負擔的惟一辦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多半在某些時刻，常常突如其來，以不合時宜的方式，渴望懺悔，懇求某人原諒，有時弄得人家莫名其妙；跟人說話時，覺得有必要自慚形穢。
你們肯定記得《白痴》中這個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