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某個時候，我準備為《夏爾·貝璣手冊》 寫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仿效羅曼·羅蘭精彩的專題論著《貝多芬傳》和《米開朗琪羅傳》。戰爭來臨了，我不得不把有關這個專題的心得筆記擱置一邊。很長時間，我關心和注視其他事情去了，幾乎拋棄了原來的計畫，直到最近，為慶祝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一百周年，雅克·科波要求我在老鴿舍劇院舉行的紀念大會上發言，我這才把一札手記找了出來。隔了這麼長時間重新讀起來，似乎覺得記錄下來的思想值得我們牢記。但敘述起來，按傳記所要求的時間順序恐怕不是最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每本重要的書中把這些思想像粗辮子似的編織在一起，經常為剪不斷理還亂而苦惱，但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我們卻重新找得到。正是這些貫穿始終的思想對我具有重要性，況且我把它們看作我自己的思想。假若我一本接一本敘述，那就難免重疊啰唆，最好採取別的辦法；假若我按圖索驥，就得千方百計把這些思想從一本本書中抽出來，自己先弄懂，而後旋即向你們敘述，儘可能把顯而易見的含混弄清楚。心理學家的思想，社會學家的思想，道德學家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兼而有之，但他首先是個小說家。正是這些思想將作為我們談論的話題。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里，思想從不赤裸裸地表現出來，總是通過種種人物來表達，從而恰好證實其混雜性和相對性。再者，由於我本人也想避免抽象而儘可能使陀氏的思想鮮明突出，所以我打算向你們先介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講他一生中幾個揭示其個性的事件，便可一睹他的風貌。
我戰前所準備的陀氏傳記，本打算在前面加個導言，想先探討一下通常人們對偉人的看法。為了闡明觀點，本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盧梭比較一番，這種比較不會是任意的，因為他們倆的生性確有極大的相似之處，盧梭的《懺悔錄》必定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產生過特殊的影響。不過我覺得盧梭從小就受到普魯塔克 的毒害。盧梭受其影響，以為偉人都有點誇多鬥靡，愛出風頭。於是他在自己面前樹起了虛構的英雄塑像，並一生為之仿效。他努力做到表裡如一。我同意說他給自己創造的形象是真誠的，但他考慮到他的形態，這是傲慢使然也。拉布呂耶爾 說得妙：
「虛假的偉大是咄咄逼人的，高不可攀的，由於心虛，故深藏不露，至少不拋頭露面，只在必須使人肅然時才露一下尊容，但絕不露其真相，我想說，其真相就是不折不扣的渺小。」
如果說我引這段話並非暗指盧梭，那我讀到下面一段話時則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真實的偉大是不拘形式的，和善親切的，平易通俗的，讓人摸得著搬得動，不怕別人近瞧細看，叫人越熟悉越喜愛。對下屬躬身布恩，而後自然而然恢複原狀，有時則任其自流，不修邊幅，不在乎自己的優點長處，但隨時可以發揮自己的所長……」
的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擺架子，從不演戲似的裝腔作勢。他向來不把自己看作超人；沒有比他更合乎謙恭的人情了。我甚至認為沒有一個驕傲的人能夠理解他。
「謙恭」這個詞在他的《書信集》乃至作品中不斷出現：
他為什麼會拒絕我？更何況我並沒強求，而是謙恭地請求。（見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信）
我不強求，只謙恭地要求。（見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七日的信）
我提出了最謙恭的要求。（見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的信）
「我常常對他身上的某種謙恭感到驚異，」《少年》的主人公談起父親時說道，他力圖弄明白父親和母親之間可能發生的關係，以及他們愛情的性質，他記得父親的一句話：「她出於謙恭嫁給了我。」（《少年》第三頁）
最近我讀昂里·波爾多 的一篇答記者問，對其中一句話頗為驚愕，他說：「首先應當努力認識自己。」這篇訪問記簡直莫名其妙。誠然，尋找自我的文學家會冒很大的風險。他冒找到自己的風險，從此只寫得出冷冰冰的作品，堅定不移地符合他自己。他模仿他自己。他之所以熟悉自己的輪廓自己的界限，是因為不敢越出雷池一步。他不再害怕不真誠，但害怕前後不一致。而真正的藝術家在創作時對自己的意識總是半清醒半糊塗的。這樣的藝術家不大清楚自己是誰，只通過其作品運用其作品完成其作品才認識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尋找過自己，他不顧一切地投入書中的每個人物，所以在每個人物身上找得到他。我們一會兒將發現，他以自己名義說話時是非常笨嘴拙舌的；與此相反，當他的思想通過他筆下的人物表達時，就娓娓動聽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注入書中人物時才自得其所。每個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存在，這種忘我的投入各種不同的人物，首先起到了保護他自相矛盾的效果。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自相矛盾更加前後不一了，用尼採的話來說，這叫前後「對立」。倘若他是哲學家而不是小說家，他一定試圖按部就班把自己的思想理順，但其精華也就失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事件，不管怎樣悲劇性的，依然是表面的事件。使他震撼的激情似乎深深使他心慌意亂，但更深處還有一個區域，是事件乃至激情觸及不到的。關於這一點，有一小段話將給我們啟示，如果把另一篇文字與之比較的話。他在《死屋手記》中寫道：
「對生活沒有一個人不抱某種目的，沒有一個人不為達此目的而努力。一旦目的和希望消失了，焦慮常常把人變成鬼……」
其時，他好像對這種目的心中還不甚了了，因為旋即添加道：
「我們大家的目的，是自由，是走出牢房。」（《死屋手記》第三〇三頁）
此話寫於一八六一年，是他當時對目的之含義所做的理解。誠然，他身陷囹圄，痛苦難熬，在西伯利亞坐牢四年，苦役六年，吃盡苦頭。然而一旦重獲自由，他便意識到真正的目的，真正希望的自由，是更為深刻的東西，跟從監獄釋放不相干。一八七七年他寫下的妙語，我很樂意拿來與剛才引述的話相比較：
「不應該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書信集》第四四九頁）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我們有一個高超而隱秘的生活依據，常常對我們本人也是隱秘的，截然不同於我們當中大多數人對其生活所規定的外表目的。
讓我們首先想像一下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他的朋友里埃森康普夫一八四一年描繪他二十歲時的面貌，是這樣寫的：
「臉龐圓圓的，飽滿的，鼻子有點翹起，頭髮淡褐色，剪成短式。一個大前額，在稀疏的眉毛下，小小的灰眼睛陷得很深。面頰蒼白，遍布雀斑。膚色呈病態，幾乎土灰的，嘴唇高高隆著。」
不時聽說他是在西伯利亞得的癲癇病，其實在判刑前已經病了，在那邊無非病得更厲害罷了。「膚色呈病態」，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體一直不健康。然而是他，病病歪歪的，弱不禁風的，被派去服兵役，而他健壯如牛的兄弟反倒免除兵役。
一八四一年，二十歲上，他當了士官，準備通過考試於一八四三年獲得上等軍官的官銜。我們知道他的薪水是三千盧布。儘管他在父親死後得到了遺產，但他過著十分放任的生活，再說他得負擔弟弟，所以他不斷背債。錢的問題反覆出現在書信集的每一頁上，比巴爾扎克遇到的問題還急迫得多，始終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直到晚年。只在最後的歲月，他才真正走出困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初揮霍無度，時常出入劇場，音樂會，芭蕾舞廳，生活無憂無慮。他會貿然租下一個套房，僅僅因為房東樣子叫他喜歡。用人偷他，而他覺得好玩，聽之任之。根據運氣好壞，他的脾氣會突然變化，反覆無常。由於他生活不能自理，家人和朋友都希望他和好朋友里埃森康普夫一起居住，對他說：「學一學裡埃森康普夫那種日耳曼人有條有理的好榜樣。」里埃森康普夫比費奧多爾·米凱伊洛維奇年長几歲，是醫生。一八四三年，他來到彼得堡定居。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是一文不名，連牛奶麵包都賒賬。我們從里埃森康普夫的一封信中讀到：「費奧多爾屬於這麼一類人，生活上跟他們很好相處，但他們總處在貧困之中。」就這樣他們搬到一起居住，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夥伴。里埃森康普夫讓病人在候診室等候，他卻去接待他們。每當他覺得某個病人可憐，便用里埃森康普夫的錢救助，抑或他有錢時用自己的錢救助。某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莫斯科寄來一千盧布，錢馬上用來還債，然後當天晚上就把剩下的錢賭光了（聽說賭撞球）。翌日清晨他不得不向朋友借五個盧布。我忘記說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憑一時的好感，把里埃森康普夫的病人引進自己的房間，此人偷了他最後剩下的五十盧布。里埃森康普夫和費奧多爾·米凱伊洛維奇於一八八四年三月分手，後者好像並未有多大好轉。
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窮人》。這本書立刻成功，轟動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