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渴望發現一尊神，碰到的卻是一個人：患病，貧窮，不停辛勞，奇特地不具備他強力指責法國人的那種假優點：口才。論及這樣一本不加修飾的書，我將盡量讓自己排除一切不誠實的想法。如果有人希望從中找到藝術性、文學性或什麼風趣的玩意兒，那我馬上奉勸他最好放棄閱讀這部書信集。
書信的行文常常是雜亂的，笨拙的，欠通的。我們感激皮延斯托克先生沒有勉為其難地強作掩飾，沒有糾正這種很具特性的笨拙。所以，我們的引文全部參照皮延斯托克的譯文，笨拙的地方、文理不通之處，都是盡量模擬俄文原本，雖然有時叫人感到彆扭。
的確，初讀時令人掃興。德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作者霍夫曼暗示俄國出版者提供的陀氏書信本來可以選擇得更好一些。霍夫曼認為，我們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通信便可覺得，陀氏遺孀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和陀氏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選擇陀氏書信發表時讓人家出了壞主意，他們本可以撤下多封只涉及銀錢的信而換上幾封更為隱秘的。光是陀氏寫給他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信就不少於四百六十四封，還一封沒有發表過。但我不信其基調會有什麼不同。
瞧這部集子，厚厚的，厚得叫人窒息，並非因為信件多，而是因為每封信都非常不成型。集子盡可以厚，再厚也無妨。我們感到遺憾的是皮延斯托克先生沒有費心把已經刊登在多種雜誌上的陀氏書信匯總一併發表。譬如，為什麼他只取刊登在《田地》 （1898年4月？）雜誌上三封信的第一封？為什麼不取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一日寫給弗朗吉爾的那封信？至少取其已發表的片段嘛，陀思妥耶夫斯基講述他的婚姻，明顯希望他生活中這個幸福的突變會治癒他的神經衰弱症。尤其為何不取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封很精彩的信？這是刊登在《俄國舊事》 的陀氏信件中最重要的，而且有哈爾佩里納和莫里斯的譯文刊載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流行》 雜誌上。皮延斯托克在書信集後面附加了《告御狀》，《時代》 雜誌的三篇序言，雜亂無章的《國外旅行》（但其中有幾段特別能引起法國人的興趣），還有非常惹人注目的《試論資產階級》，對此我們表示讚賞，但他為什麼不加上那篇感人至深的辯護詞：《我的辯護》（寫於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期間，八年前發表於俄國，法語譯文［羅森柏格譯］載於《巴黎雜誌》）最後，抑或不時加幾個注釋有助於閱讀，抑或按不同的時期略加分類，有助於說明各個沉默的間隔，不是更好嗎？
文學家的書信寫得如此糟糕也許還沒有先例，我的意思是說，如此不加修飾。他，「講別人」，嫻熟巧妙，一旦談自己卻困惑含混，好像見諸筆端的思緒不是絡繹不絕，而是萬千同至；或好像勒南 所說的「多枝累累碩果」，他不得不隨心和盤托出弄得焦頭爛額才能把累累思緒公佈於眾。這些豐富而紛繁的頭緒一經控制，在創作小說的過程中有利於複雜雄渾的謀篇布局。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時嘔心鏤骨，含辛茹苦，把每篇故事一頁頁改了再改，毀了重寫，孜孜不倦，直到深中肯綮，獨具匠心，而書信則是隨意揮灑之作，想必不作刪改，但又不斷改變說法，所謂逸筆草草，一揮而就，也即沒完沒了地趕時間。靈感！用來衡量作品和作者之間距離的，舍靈感莫屬。啊！浪漫派令人心醉魂迷的發明！才思敏捷的詩神！你們在哪裡呀？還是套用布豐 謙虛的話吧：「天才出於勤奮」，此話用在這裡再恰當不過了。
「那麼，朋友，你的理論是什麼呢？」他初出茅廬時給兄弟寫道，「一幅畫應當一次畫成嗎？……你什麼時候堅信不疑的？聽我說，哪裡都需付出勞動，艱巨的勞動。相信我的話，普希金的一首詩，輕巧雅緻，才寥寥幾行，看上去一氣呵成，卻原來普希金醞釀良久，才信手拈來俱天成……信筆寫的東西，都不成熟。據說，莎士比亞的手稿見不到塗改的杠子，正因為如此他的作品奇形怪狀，缺乏韻味。倘若莎翁下點功夫，還會寫得更好……」
這就是整個書信集的筆調。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最佳時間最佳情緒用於創作，沒有一封信是寫來娛情消遣的，他反覆強調「對寫信的厭惡是極其強烈的，無法克服的，不可想像的」。他宣稱：「書信是荒唐的東西，根本無法藉以傾心吐膽。」更有甚者：「我給您什麼都寫了，卻發現關於我的精神生活、心靈狀態根本沒有涉及，連個大概都沒有提及。我們的通信不管保持多久，都會是這個樣子的。我不善於寫信，更不善於寫我自己，恰如其分地寫我自己。」另外，他還寫道，「信裡邊什麼也寫不清楚。為此我一向不能容忍塞維尼夫人 ：她的書簡寫得太好。」甚至幽默地宣稱：「有朝一日我進地獄，為懲罰我的罪孽，一定罰我一天寫一打信。」我想這是在這本憂鬱的書中惟一可以抄錄的趣話。
因此，他只在最迫不得已時才寫信。他一生的書信（除了最後十年是另一種調子，對此我將專門談及），每一封都是一次吶喊，他一文不名；他走投無路；他苦苦哀求。我所說的吶喊，是一種窮途末路的呻吟，無休止的，一成不變的。他的請求既無技巧，又無自尊，更無調侃。他請求，而又不善於請求。他哀求，刻不容緩；他一而再再而三懇切細說他的需要……他使我想起聖方濟各在《小花》 中講述的那個天使，說天使扮成流浪者來到司波萊特山谷新興的善會敲門，敲得那麼急那麼久那麼重，惹得修士們發火了，主事的（我們不妨影射德·沃居埃先生）終於出來開門，對他說：「你是何許人？怎麼不懂敲門的規矩？」天使問道：「應當怎樣敲門呢？」主事兄弟回答：「敲一下停一下，這樣敲三下，然後等候。應當讓出來開門的念完天主經。等這個時間過了，若不見人出來，再敲門……」天使搶嘴：「可我急如星火哇……」
「我窘況百出，拮据得準備上吊，」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我無力還債，也因缺錢而無法外出避債。」「從現在到年底，我的日子怎麼過呢？不知道。我的頭快裂了，沒有人可以借錢了。」（他筆下的一個主人公曾說：「走投無路，這您知道意味著什麼嗎？」）「我給一個親戚寫信，向他借六百盧布。他若不寄來，我就完了。」這類抱怨或類似的牢騷，在書信集中比比皆是，我信手拈來，全不費工夫……有時，每隔半年，他又天真地強調一次：「需錢孔急一生中也僅此一次而已。」
最後的歲月，他也像自己筆下的人物，卑躬屈節得愕然不知所措，這種奇怪的俄羅斯謙卑完全可以同時是信奉基督教的，但霍夫曼 斷言這種謙卑存在於每個俄國人的靈魂深處，甚至存在於不信奉基督教的俄國人靈魂深處。他還說，西方人永遠不能完全理解這種謙卑，因為西方人把自尊當作美德，理解不了這樣的話，「他們為什麼要拒絕我呢？我又不強求，而是謙卑地請求哇。」
這部書信集的作者只在萬不得已時才寫信，所以總是顯得失意無望，對此我們也許會產生錯覺……不會的，不會弄錯的：每每大筆匯款到後無一不很快被債務吞掉，以至於他五十歲上寫道：「我一生為錢辛勞，一生貧困纏身；如今更甚於以往。」負債纍纍，或賭博輸錢，或理財無方，或不假思索的慷慨和毫無節制的施與，引起他二十歲時的同伴里埃森康普夫的議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使周圍所有的人生活得好好的，可他自己卻一輩子手頭拮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歲時寫道：「這部未來的小說（系指《卡拉馬佐夫兄弟》，九年之後才動筆）已經使我坐立不安三年多了，但我還未動筆，因為我很想從容不迫地寫這部小說，就像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岡察洛夫 那般寫作。我至少要有一部著作寫得從從容容，不受時間的限制。」但他說也白費，什麼「我不明白可以為了錢倉促了事」。錢的問題始終干擾他的寫作，他總害怕不能按時交稿：「我怕沒有準備就緒，怕拖延。我不想由於倉促把事情搞糟。確實的，創作計畫考慮得很周到，研究得挺仔細，但不能因為太倉促把一切搞糟。」
為此他過度地工作，過度得可怕，把自己的榮譽傾注在艱難的守約上。他寧願累垮也不肯交出有缺陷的作品，到晚年可以心安理得地說：「在我整個文學生涯中，我始終守約，一絲不苟，沒有一次說話不算數。況且，我寫作從未單單為了掙錢而置契約於不顧。」先前在同一封信中他還說：「我從未設想過一個主題是為了賺錢的，是為了按預定日期而履行寫作義務的。我一向等到醞釀好了主題，才訂約才預售書稿，而這個主題是我真正想寫的，是我認為有必要寫的。」以至於最初在二十四歲時寫的某封信中，他驚呼：「不管怎麼樣，我發誓了：即使落到家徒四壁，我也將堅持，決不憑訂單寫作。訂單叫人受不了，預約總是一事無成。我要求自己每個作品都是出色的。」我們不必仔細琢磨便可說，他畢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始終痛苦地確信，如果有充裕的時間有更多的自由，他一定能把自己的思想抒發得更好：「使我非常困擾的是，我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