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人和文藝愛好者提起有爭議的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必然想到高爾基早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談談小市民習氣》和盧那察爾斯基一九三一年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撰寫的序言。高爾基指出：「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兩個最偉大的天才；他們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個歐洲驚愕地注視著俄羅斯，他們兩人都足以與莎士比亞、但丁、塞萬提斯、盧梭和歌德這些偉大人物並列。」 但在作出如此崇高的評價同時，又嚴厲批評托翁和陀氏的負面影響：「但他們對於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國卻有過不好的影響。」因為在俄羅斯大地上「統治階級橫行霸道，肆無忌憚，使整個國家變成一座黑暗的刑場」，托翁卻鼓吹「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抵抗邪惡」，陀氏則主張「忍耐」。在革命烽火四起的時代，高爾基站在革命的立場，寫出如此有分量的文章，理所當然受到列寧的高度評價。因此，高爾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論成了權威的、官方的鑒定。
十月革命勝利，百廢俱興，百業待舉，無產階級要對前人的一切精神財富重新估價。一九一八年五月高爾基為「文化與自主」文化教育協會舉辦的報告會寫了一篇講稿《我怎樣學習》，因病而請人代為宣讀，該文第二天發表在《新生活報》上。自學成才的高爾基號召讀書，在這篇自傳性敘事中指出讀書好處無窮。也許出於謹慎，也許想突出人間比學堂更重要，反正在這篇談讀書的文章中，始終沒講他讀過哪些書，喜愛什麼作品和景仰何許人，只說外祖父如何教他識字，他在小學如何淘氣，用自己的零錢買《聖經的故事》和如何經受宗教氛圍的熏陶，然而是在人間，確切講是一九〇二年在警察監視下生活時，受到一個獨眼皮鞋匠的啟發，擺脫了宗教影響，認識了人生的真諦。事情是這樣的： 鞋匠來向作家先生借書，高爾基順手給了他一本「並不高明的小書《世界的進化與社會的進化》」，幾天後鞋匠來跟他聊天，大發宏論，現援引如下：「我能不能從這裡得出這樣一個推論： 就是上帝是不存在的？」「假如存在著上帝，而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的話，那就是說，我應該服從上帝的最高的預定，平心靜氣地生活下去。」「現在更進一步說： 假如上帝存在的話，那我就無事可做了；假如沒有上帝的話——那我就得對一切，對整個生活和所有的人負責！」「我很願意按照神甫們的榜樣來負責，可是我卻用了另一種形式——並不是服從而是反抗生活中的惡！」「我已經為自己這樣作了決定——要對一切負責！」高爾基評論說：「我們友好地一直談到深夜，因此我更加相信，就是這本不重要的小書，是最後的一次打擊，使得人的心靈對於宗教信仰重作狂熱的探求，使人在世界的理智之美與力量面前表示出歡樂的崇敬。」 我們知道獨眼鞋匠確有其人，也確愛讀書，但筆者斗膽認為上述言論卻是百分之一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不要忘記，高爾基寫完《我怎樣學習》之後，發表時加上「短篇小說」的字樣。他採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法，高明！因為，獨眼鞋匠的論點幾乎全盤出自《群魔》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陀氏人物之口。筆者不相信高爾基沒有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本最重要的書，也不相信獨眼鞋匠如此高明。紀德說，除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在人與上帝的關係上，他還沒有發現任何前人如此明確地道出人生的真諦。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下面重點論及。
進入斯大林時代，從舊俄過來的作家及其他知識分子必須進行思想改造，作為「靈魂工程師」的高爾基也不例外：「教育者必須先受教育」，況且連他本人也受到一定的政治思想壓力，不得不強化批判意識。他一九二八年寫的文學論文《談談我怎樣學習和寫作》，雖然整體上從現在角度來看還是相當得體的，但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評就相當苛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惡魔》（即《群魔》）是所有企圖中傷七十年代革命運動的無數嘗試中最有才能也最惡毒的一個。」 從此，《群魔》很快與《卡拉馬佐夫兄弟》、《地下才子》（又譯《地下室手記》）一起被打成反動小說，甚至在斯大林死後三年，即一九五六年莫斯科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葉爾米洛夫著，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譯本）指出，不僅僅《群魔》「中傷七十年代革命運動」，而且「《卡拉馬佐夫兄弟》在極大的程度上是按照統治集團的直接命令寫成的。在格羅斯曼的一篇極有價值的論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統治集團》（《文學遺產》第十五號，一九三四年出版）里，講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豪門官僚、沙皇宮廷的關係，探索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由於反動統治者什麼樣的實際政治要求，把這些或那些情節表現到小說里來的」。（中譯本第二五〇頁）《卡拉馬佐夫兄弟》還多了一個「銜頭」： 教會小說（同上）。這種滿懷仇恨的政治偏見，如果說在特定的時代確實迷惑了一些天真的讀者，今天看來是極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說糟蹋了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很不幸，時至今日，這三本書仍被一些人視為反動小說，《群魔》被判反動還嫌不夠，再得加上個「最」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反動的一部」，這是《外國著名文學家評傳》中一篇論文的觀點。
隨著斯大林發動的階級鬥爭狂潮一浪高似一浪，意識形態的專政日益強化，那些被認為藝術性越高超而思想越反動的作家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陀氏未逃脫此厄運。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後來被人引用最多的批判文章，就是「權威的」盧那察爾斯基為一九三一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所作的那篇序言，累牘連篇，除了抽象引用一點高爾基對陀氏的評說外，通篇戴帽子打棍子，最後的結論是：「一方面，我們應該從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吸取教益，另一方面，我們卻絕不可以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學習。不可以同情他的心境，不可以模仿他的風格。誰要這樣做，即是說，誰要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學習，他就不能成為建設事業的助手，他就是落後的、腐朽的社會階層的表現者。」 此公借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之際，推出陀氏文集，實質上把它作為反面教材公佈於眾：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今天，十月革命的成果在俄羅斯大地上已蕩然無存，對俄羅斯和蘇聯的一切文化現象，人們已在反思和總結。那麼，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也應該重新認識一下了吧，當然這主要是俄羅斯文學家的任務。筆者在此只不過翻譯和評論紀德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紀德只比高爾基小四個月，很熟悉高爾基，而且一九三六年他由斯大林親自陪同在紅場為高爾基致悼詞。可是紀德從另一個立場和角度出發，在幾乎相同的年代對陀氏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評價，儘管後來在強大的革命文藝思潮壓力下，一直沒有讓自己這部寫於一九〇八至一九二一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九二三年結集出版）再版。在法國也一直等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再版。現在回過頭來看這部論著，筆者認為頗有意義。
第一，紀德認為，判斷一個文學藝術家的依據主要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言行。紀德於二十世紀初最早對丹納那種運用種族、地域和時代的影響來解釋文藝作品的理論提出質疑，對聖伯夫雖然十分欣賞，但對他批評作家時著力於依據其人的出身、門第、人際關係以及回憶錄、日記、談話等不以為然。後來在紀德的支持和鼓勵下，普魯斯特的作品得以問世並一舉成名，並由普魯斯特對聖伯夫提出系統的批判（參見《駁聖伯夫》）。紀德一再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倫理學家，也不是政治理論家，甚至不是好的批評家，而是小說家、思想家。他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講理論，就叫我們失望」。他「寫理論和批評文章相當平庸」，舉《作家日記》為例，說其中的理論文章簡直不堪卒讀。這與陀氏不善於直接表達自己的思想有關，用陀氏自己的話來說：「不善於寫我自己，不善於恰如其分地寫我自己」；紀德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旦談自己就困惑含混」；「他以自己名義說話時是非常笨嘴拙舌的，與此相反，當他的思想通過他筆下的人物表達時，就娓娓動聽了」；「陀氏的思想從不赤裸裸表現出來，總是通過筆下種種人物來表達的」，結論是：「陀氏小說是最飽含思想的小說，同時從不抽象，也是我讀過的最富有活力最令人激動的小說。」這與高爾基和盧那察爾斯基的批評方法完全不同。在那篇著名的《談談小市民習氣》中，高爾基非常生氣地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紀念碑的揭幕式上向俄國社會致辭中的三個字「忍耐吧」，而忽視了陀氏對普希金美好的情感和崇高的評價。至於盧氏那篇近兩萬言的序言，引用陀氏的著作不到二百字，相反大量引用別人的言論、回憶、日記等，其中引一位編輯的日記長達一千六百字。此公戴著有色眼鏡背著陀氏對其著作說三道四。紀德則相反，他認為想像作品往往比回憶錄、日記乃至自傳更能揭示作者的內心隱秘，小說更接近作者的真實思想，更能表現作者相反相成的心態。
第二，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講不清道不明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