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章將就幾類有關抑鬱產生原因的理論做一番探討。當我們抑鬱的時候，經常想知道是什麼導致了我們目前的狀態。有時候，抑鬱的原因很容易找到，比如人際關係破裂，但另一些時候，導致抑鬱的原因卻不易被發現。
有關抑鬱產生原因的理論可以分為三類：生物學理論，心理學理論以及社會學理論。有些理論或許深奧難懂，但不理解這些理淪並不影響您看這本書。我在此介紹這些理論的原因是有些人的確對這些理論感興趣。事實上，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跳過，直接看第二部分。如果你希望對抑鬱的有關理論做一定的了解，你或許會發現，每種理論都有適合你的東西。當然，沒有任何一種理論敢自稱能回答所有的問題。
是什麼導致了抑鬱?這成為幾千年來人們一直關注的話題。大約2000午前，希臘人認為，抑鬱狀態是體內「黑膽汁」(blackbile)過多所造成的，而…憂鬱」一詞本身的含義就是「黑膽汁」。隨著人們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深入，卻產生丁另外——個疑問，即黑膽汁增多的原因又是什麼?希臘人對這——問題的看法非常複雜，他們認為有些人天生屬於黑膽汁一—憂鬱型個體。然而他們也相信，壓力、飲食以及季節變化能夠影響體內黑膽汁的含量。可見，希臘人已經意識到，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件導致了我們心情沮喪，而心情沮喪反過來又影響了我們的生理過程，即黑膽汁的分泌。
如今，我們拋棄了舊有的「黑膽汁」理論，通過研究腦化學變化，或者更精確地說是「神經化學變化」來尋找抑鬱的形成原因。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不像希臘人那樣富于思辨：有些人認為腦化學變化導致了抑鬱，然而，儘管那些抑鬱病人的確產生了腦化學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腦化學變化導致了抑鬱。例如，我們知道腎上腺素的分泌與焦慮情緒有一定的關係，但這不等於說腎上腺素是導致抑鬱的直接原因，或者說減少腎上腺素就能治療焦慮。好比一個強盜逼我們給錢，我們的腎上腺素水平可能會提高，使我們產生一定的焦慮體驗，如果想消除這種焦慮，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將強盜弄走，而不是服用某種藥物。
我們的理論常常缺乏互動的觀點，即我們沒有考慮生活環境(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與我們身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如果你去看醫生，她或他將你精確地診斷為抑鬱症，並給你開了些藥物，這些藥物有效地緩解了你的情緒，改善了你的睡眠，降低了你的焦慮感。但藥物不能幫你找到最初導致抑鬱的原因，也不能教你學會更好地控制它。
另一方面，一些心理學家將抑鬱完全歸咎於我們的人際關係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與非抑鬱狀態相比，在抑鬱狀態下，我們的大腦的確處於不同的工作狀態。心理與身體是統一的，當我們焦慮、憤怒、欣喜若狂或性慾高潮的時候，我們的大腦的確發生了變化。換句話說，在不同的心理狀態下，我們的大腦處於不同的工作狀態。這一事實表明，我們一旦陷入抑鬱便很難自拔。有時候，抗抑鬱藥物有一定的幫助(假設副作用不是那麼嚴重的話)，並且，在有些情況下，抗抑鬱藥物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若想把問題弄清楚，我們必須考慮各方面因素的交互影響，即考慮大腦、我們的觀念以及社會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生物學層面
前面我們已經談到，在抑鬱狀態下，大腦皮層活動發生了某種變化。比如，睡眠機制受到影響，控制積極情緒的大腦皮層受到抑制，而控制消極情緒的大腦皮層興奮性提高。最重要的是，大腦信息保持過程也發生了變化。目前的研究尚不能明確揭示這些變化，但是界內人土普遍認為，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是腦內單胺迴路的變化。腦神經化學物質的真實變化非常複雜，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抗抑鬱藥物能夠提高控制積極情緒的單胺系統的活動，抑制控制消極情緒的單胺系統的活動。不同的抗抑鬱藥物其作用機理稍有不同(見抗抑鬱藥物的有關章節)。問題的關鍵是：大腦為什麼會發生這些變化?
我們的大腦至少受以下三種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我們成為抑鬱易感人群。
基因
第一種可能性是有些人天生具有抑鬱的易感性。我們陷入抑 郁狀態是因為我們腦內神經化學物質的分泌出現異常，這種異常 根源於我們的基因，即控制著大量生物化學物質的DNA片段。如 果這種見解成立，那麼我們就會看到抑鬱在家族中的延續，即抑 郁具有可遺傳性。
同樣，如果上述假設成立，我們將在那些寄養在不同家庭的雙生子身上，發現相同的抑鬱易感性。事實的確如此。如果雙生子中的一個患有抑鬱症，另一個出現抑鬱的概率則遠高於普通人群。並且，抑鬱越嚴重(如精神性抑鬱或雙向抑鬱)，共同患病概率就越大。對於異卵雙生，這種共同患病的概率雖然也高於普通人群，但低於同卵雙生的人。以上事實說明，某些抑鬱病症具有基因基礎，基因降低了生活事件引起大腦抑鬱狀態的閾限。
當然，我們下結論時應避免犯簡單化的錯誤，認為「所有抑鬱病症都是遺傳性疾病」。因為，首先，是否遺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抑鬱的界定，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有些類型的抑鬱症有基因基礎，但並不是所有類型的抑鬱症都有基因基礎。其次，如果某人的近親有某種心理疾患，如焦慮、嗜酒等，他本人罹患這種疾病的概率會大大提高。然而，常識告訴我們：同卵雙生以外的任何人，彼此間基因結構都有很大的差別，我們不可能是另一個人的翻版。對嬰兒的研究表明，自一出生，嬰兒就表現出不同的秉性，一些嬰兒膽小，而另一些嬰兒則更喜歡探索新事物。
成長
基因是生命的基礎，它們決定丁我們眼睛、頭髮的顏色，並且是我們成長的動因。例如，隨著我們的成長，基因保證了性器官的發育。然而大腦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獨立於外部世界的閉合系統，相反，早期人際關係影響了我們大腦神經細胞的連接類型。據我們所知，在此方面，大腦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兒童早期大腦的成長發育依賴於社會影響。一個在充滿愛的環境里長大的孩子，其肭發育狀況有別於那些經常受虐待、受威脅的兒童。
上述觀點將外部事件與我們軀體、大腦的內部變化聯繫起來，使我們意識到，經歷塑造了我們的大腦。舉一例說明，如果我們處於應激狀態，諸如可的松之類的應激性化學物質便開始作用於人腦，久而久之，大腦信息傳遞過程就會發生變化。這些化學物質不僅影響「神經受體」的活動，而且影響神經細胞(或稱神經元)彼此間的連接方式。因此，從一出生，大腦就與外部世界建立了聯繫。抑鬱的易感性在生命的早期就埋下了種子。目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那些患慢性抑鬱症的病人都有受虐待的歷史，其中—些人的應激系統的敏感性有明顯地提高。
抑鬱的生物敏感性可能源於童年那些影響大腦生長、發育的生活經歷。然而，我們不能因這一論斷產生悲觀的想法，因為心埋干預對於這一癥狀的改變大有幫助。如果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有這種敏感性，對相關心理學知識進行學習，並且主動參與心理訓練，不僅可以更好地應對，而且能改變這種敏感性。
不可控的應激事件
使我們大腦陷於抑鬱狀態的另一個因素是應激。許多年前，馬丁·塞里格曼在研究中發現：如果給動物施加不可控的應激刺激，他們會表現出抑鬱病人所有的消極和被動。後來，另一些研究者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他們試圖弄清楚：處於不可控應激刺激下，動物的大腦發生了何種變化。研究結果表明：一些腦變化與人類抑鬱時的大腦變化非常相似。例如，控制積極情緒與行為的大腦皮層受到抑制。如果給動物施加可控性應激刺激，動物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大腦變化，即控制積極情緒與行為的大腦皮層活動大大提高。同一應激刺激，不同的可控水平，能導致動物大腦完全不同的生物變化。如果你處於應激狀態，但你能夠採取積極的行動，你的大腦是一種變化模式；如果你處於應激狀態，但對面臨的狀況無能為力，你的大腦會產生完全不同的變化，其中，應付方式是關鍵因素。
這些研究發現至關重要，它提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對應激刺激的應付能力越強,我們腦內發生的生化變化就越小。
進化層面
進化理論告訴我們：我們之所以常常陷入各種令人痛苦的心理狀態，是因為我們具有「某種特定的潛能」。比如我們所愛的人突然辭世，我們會陷入巨大的痛苦中，我們可能讓他人分擔這種痛苦，也可能一個人獨自承受，但無論如何，我們體內都有悲傷的潛能。類似地，我們每個人都有攻擊的潛能，如果他人傷害了你的孩子，你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報復慾望。同樣，我們也都具有性或焦慮的潛能。
讓我們探討一下焦慮。我們知道，任何動物都具有內在的(或說天生的)戰鬥一逃避系統，當面臨威脅時，這一系統就被啟動，體內腎—卜腺自動分泌腎上腺素，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