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遊歷很廣，留學日本，回國後在安徽、福建、上海都長居過，還到過山東的青島、濟南等地，抗戰後到新加坡，最後遷居蘇門答臘，可謂嘗盡天下美食。
他交友也同樣廣泛，朋友很多，而朋友們在一起又往往少不了吃吃喝喝。比如與柳亞子、魯迅、沈從文等，互相之間的飯局充滿了各自的日記。
郁達夫與魯迅的交往是美食與美酒的精彩碰撞，從1923年相識到1936年魯迅逝世，十三年中，兩兄弟你來我往，喝了多少酒，吃了多少菜，又在酒桌上喝醉嘔吐了多少回恐怕很難說清，「達夫招飲」的記述也每每見於魯迅日記中。
郁達夫日記中也有細緻的記錄：「午後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著，就找魯迅聊天，他送我一瓶紹酒，金黃色，有八九年光景。改天找一個好日子，弄幾盤好菜來喝。」
這種默契舒適的交往，歡樂而溫暖，在當代文人中很少見了，很讓人嚮往。郁達夫記錄的這種互贈美酒的細節，讓我很感動，想起20世紀80年代，一幫詩人朋友經常喝酒聊天的往事。
那個時候沒有多少錢，買不起瓶裝酒，常常喝散酒，幾毛錢一斤，瓶裝酒要兩三塊錢。有一年冬天，有個開大貨車的哥們，叫做屈牛，穿一件軍大衣來找我，興奮地從大衣荷包摸出兩瓶瀘州二曲，說：「二哥，今天咱們喝好酒！」
我眼睛一亮，馬上抓起來，放到辦公桌下的柜子里，說：「這麼好的酒，今天喝太浪費了，我們過年來喝。」當時我做老師，一個月只有五十多塊的工資，他開貨車能掙到上千塊，經常搞些好酒來。
另外一次是和詩人李亞偉，他也穿一件軍大衣來找我喝酒（那時時興穿軍大衣），拿一瓶瀘州二曲。兩人喝了之後，還覺得不過癮，李亞偉借著酒勁兒就說：「二曲算個屁，老子稿費來了要喝瀘州特曲！」當時是1986年，我們這些地下詩人已經開始逐漸得到官方刊物認可，陸續發表詩歌，有稿費拿了，喝酒也更豪氣了一點。
郁達夫和魯迅的交往充滿了濃濃的酒氣，但我能感覺到他們之間的醉意，超過了酒本身，這種醉更有一種朋友的情誼在裡邊。
魯迅有一首著名的《自嘲》詩，就是在郁達夫做東的飯局上做成的。1932年4月5日在聚豐園，郁達夫請魯迅夫婦、柳亞子夫婦邊喝邊聊。魯迅晚年得子，對許廣平很愛。生完孩子的兩年中，魯迅花了很大心血照顧他們母子。郁達夫飯桌上就打趣說，你這些年辛苦了吧。魯迅有些靦腆，當場回答：「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魯迅的「俯首甘為孺子牛」主要指對自己的兒子和老婆，而小時候我們接受革命教育，說魯迅這是「為人民」，人為拔高了。這首詩中還有兩句「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冬秋」，這如果在當時看到，肯定會覺得魯迅格調不高，不是人民衛士了。
與郁達夫喝酒吃肉時的魯迅是更本色、更接地氣的，也是更可愛的文人。
酒肉與詩歌恐怕很難分開，魯迅在達夫的飯局上作詩的事，我們那個時候也干過不少。
喝完酒之後，常常朗誦自己作的新詩，有時候還鬧出笑話。記得一次詩人馬松興奮地站到桌子上朗誦自己的新作，酒喝得太多，剛朗誦了兩句就記不得了，伸手摸口袋裡的詩稿，哪知道一下子摸出一張收據，又摸出一張糧票。馬松醉眼迷離，還拿著糧票認真地看詩句在哪裡，引得大家大笑不已。
2007年的一天，詩人張棗從德國回到中國，喝了酒以後，常用俄文朗誦萊蒙托夫的代表作《帆》，還朗誦普希金的詩歌，非常深情，投入。那時的我們非常快活。
在朗誦的同時，朗誦下酒，詩歌下酒。
有一個巧合是，魯迅和郁達夫都患肺結核，我想這可能與他們憂鬱、愛生氣有關。
但郁達夫與魯迅相比，性格上更加開朗些，他的夫人王映霞做菜也更好，更照顧他，常常熬雞湯、燉甲魚，用黃芪燉老鴨給郁達夫補身體。黃芪是補氣的，與老鴨同燉，可以治癆熱、骨蒸、咳嗽、水腫。
除了魯迅和郭沫若，郁達夫還常與他的兄弟們，如樓適夷、王魯彥等喝酒。一次大醉，被巡捕帶回了看守所，郁達夫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在牢里，嚇了一跳，以為自己搞左翼文化運動被揭發，做好了受審的準備。巡捕過來，斥責他深夜醉酒，觸犯了治安條例，把他當做一般的酒鬼，他這才鬆了一口氣。
抗日戰爭期間，郁達夫先是在新加坡，後來被迫到蘇門答臘，改名趙廉，開了一家趙豫記酒坊，給日本人送酒，當翻譯掩飾身份，從事營救華僑和文化名人的地下活動。因為環境危險，他怕誤事，居然戒了酒。
1945年9月，郁達夫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屍骨至今都沒有找到。消息傳到國內，胡適評價他的一生說：「郁達夫生於醇酒美人，死於愛國烈士，可謂終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