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台北，卻絲毫沒有遠在異鄉的感覺，無論街道、市容，還是語言與生活習慣，都如同在大陸任何一個城市一樣。如果與香港比較，台北的大街上很少有外文的招牌、廣告，也很少有似是而非、看不懂的洋涇浜商品名稱和生造的粵語漢字。體味更多的，則是兩岸炎黃一脈的文化淵源。
出機場到下榻的飯店，稍事休息後即舉行記者招待會，接著是主人在飯店設宴招待，筵席是標準的台菜，除了三杯雞、竹蓀、髮菜的做法與大陸不同之外，我看與閩菜菜系更為接近，技藝亦非上乘。有意思的是，在台北十數日，飲宴頻繁，有時一晚上要應付兩三個宴會，而吃台菜，這卻是惟一的一次。因為有約去看望在台的親友，只能未終席而告辭，匆匆驅車趕赴信義路親友的寓所。
開計程車的小夥子非常健談，當他得知我是從北京來台的，顯得格外興奮。他問我北京是不是有個天橋，那裡有沒有吞寶劍、吞鐵球的表演？有沒有「油錘灌頂」的氣功？我告訴他，那些都是舊天橋的把戲，有些也是假的，現在已經沒有了。問他多大年紀，他說今年恰好三十歲，我奇怪他如何知道這些。因為路上塞車，他從容地向我敘述他的家世，他說他父親是江西吉安人，曾是「國軍」的一個連長。母親是北京人，家就在北京天橋金魚池附近，家裡很窮，後來當了「二等擔架兵」，和父親一起在「三十八年」（1949）到台灣。現在父親已經去世，母親健在，常常向子女們講北京，講天橋。小夥子又說，他母親最想北京的小吃，想喝豆汁，還有一種什麼豆腐？我問他是不是「麻豆腐」？他說好像就是這個名字。他又向我介紹說，台北有個「京兆尹」，專賣北京風味，他母親去過幾次，回來總說不是味兒。他勸我去嘗嘗台北的牛肉麵，還說某某地方的最好。車到信義路四段，看看計價器，是250台幣，我如數給他車錢，他堅決不收，爭執幾次，小夥子表情嚴肅地對我說：「我母親也是北京人，我們也是半個老鄉，如果收你的錢，回家後母親是要罵我的。」我只得遵從他的意思。
在台北期間，沒有機會在一般家庭中吃家常便飯，所以也無法了解台北人平時吃些什麼？到信義路的親友家中，已是晚上九點鐘，他們知道我在飯店已經吃得半飽，特地請我在家中食蟹。
北京食蟹是在中秋前後，彼時菊花盛開，秋蟹正肥，持螯賞菊是中國人在仲秋天氣中的傳統享受。舊時北京一座小小的四合院落，秋雨初霽，新涼送爽，院中幾畦盛開的菊花，廊下兩株紅透的石榴，室內也是盆栽的漢宮春曉或柳線垂金。三兩好友，蒸一籠肥蟹，開一瓮陳年花雕，詩酒唱和，對菊剝蟹，是極快活的樂事。隨著城市人的擁擠和生活節奏的變化，這種享受在台北也同樣是辦不到的。親友家中有一個很大的陽台花園，說是花園，不如說是個大暖房，那裡有中國傳統的翠菊、萬年菊，也有歐洲的矢車菊、除蟲菊。當時已是陽曆十一月，賞菊、食蟹的時間比北京晚了一個多月。蟹是極好的大閘蟹，據說是「華航」的朋友從香港帶回的，我懷疑是大陸的閘蟹，尖臍的肉白而肥，圓臍的蟹黃飽滿，在大陸也很難吃到如此好的螃蟹，想必價錢不菲。
我的親友家吃蟹很傳統，佐料只用薑末和醋，加少許的糖。吃蟹的工具我也很熟悉，有做工精細的小鉗子、小鎚子，是吃蟹鉗和蟹腿用的，現在這種工具在北京市面上很難買到。河蟹味美，遠在海蟹和江蟹之上，過去北京吃河蟹講究「七尖八團」，也就是說七月吃尖臍、八月吃團臍，七月八月當然指的都是陰曆，而論陽曆則是到了八月半和九月半了。從中秋節到重陽節，是吃蟹最好的季節。蟹裝在蒲包之中，吐著泡沫，拚命掙扎著往外爬，放在籠里一蒸，開始還有動靜，當動靜停止之時，一股蟹香也就飄飄出籠了。
吃過蟹要洗手，有用綠豆面洗的，也有用茶葉水洗的，為的是去腥氣，據說台北市場上有一種加工好的溶液，經兌水可在食蟹後洗手，這裡用的是一個磨料的砵子，除了溶液之外，還泡入一些淡黃色的菊花瓣。
食蟹後端上切好的木瓜。對台灣的水果，實在不敢恭維，除了龍眼、荔枝和鳳梨外，對木瓜、榴槤、蓮勿、紅毛丹、楊桃等等，我卻是望而生畏的。木瓜質硬，水少，遠比不上大陸的香瓜和哈密瓜好吃。
凡在大陸能品嘗到的菜系，在台北幾乎都可以吃到，川、魯、淮、粵、蘇、徽、湘、閩，以及洛陽水席、東北的白肉鍋子、關中的牛羊肉泡饃，可謂應有盡有。在台北期間，四大菜系中除魯菜沒有嘗過，以淮揚菜做得最地道，粵菜次之。至於川菜，可能是為了迎合台灣人的口味，已經漸失特色。有些館子規模不小，而特色卻不明顯。台北出版同業公會假座「圓明園」，設宴招待，筵席頗為豐盛，完全是潮州菜和淮揚菜的混合。
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倒是一次吃標準的淮揚菜，一次吃湘菜。
那家淮揚菜館子在漢口街附近，三層的樓房，是一家中等規模的館子。我們賓主只有四人，非常隨便不拘，在二樓散座臨窗坐下，點了燒馬鞍橋、蟹粉獅子頭、拆燴魚頭、大煮乾絲和江瑤菜膽幾樣菜和兩樣揚州點心。兩位主人都是食客，菜點得少而精，搭配得當，濃淡相宜。這家淮揚館子在台北不知屬於什麼水平。菜做得只只精緻，色香味俱佳。尤其是拆燴魚頭，頗費功夫，魚頭拆去骨刺，只留凈肉和軟腦，加上火腿、海參同炙，其肉滑嫩，入口即化，腴香滿口。江瑤即是乾貝，發後大如棋子，其鮮令人傾倒。點心中有一樣是核桃酪，這是一種極費功夫的食品。核桃去內里的細皮，磨成漿狀。紅棗去皮去核，搗爛如泥，再用浸泡過的糯米細研成乳狀稠漿。三者同煮，混為一體即成。這種核桃酪我家曾自製過，但太費功夫，輕易不敢為之，釣魚台國賓館的重大宴會也不過偶爾寫上菜單，現在北京市面上的淮揚館子早已絕跡多年。核桃的清香，棗的馥郁都溶於滑細的糯米汁中。這家淮揚館子的字型大小我已經記不得了，但他們這種承傳不輟、精工細做的敬業風範，倒是很值得大陸館子學習的。
另一次印象較深的是在台北羅斯福路的天湘台湘菜館，這是一家開業年頭較久的老館子。那天客人只有我一個，主人卻有兩桌半，加上幾位報社的記者，一共足足三桌，用了一個較大的雅間。
主人中多數以上都是曾在大陸相識的老友，上午先在郵政博物館座談，中午在羅斯福路湘菜館招宴。在他們之中，台灣籍的不多，陳先生是湖南人，俞先生和朱先生是江蘇人，另一位朱先生是浙江人，袁先生則是地道的上海人，不但是海峽兩岸知名的集郵家、收藏家，同時也都是美食家。那日菜極豐盛，從正午吃到下午三時，由於席間談笑不斷，以至吃了些什麼菜已記不得了。總的印象是不大像正宗的湖南菜，就連最普通的東安子雞、臘肉炒酸豆角等，都沒有湖南的味道，幾乎沒有一隻菜達到湖南人吃辣的水平。
從對菜肴的品頭論足，談及海峽兩岸的飲饌美食，在座諸公都是「久經沙場」的老饕，哪個甘於寂寞，甘於示弱，於是凡飲饌見聞、軼事掌故、古今趣話疊出不窮，無一不與飲食烹飪有關。在座的記者小姐們都是初出茅廬的女孩子，哪裡聽過這許多關於吃的學問，紛紛停箸圍攏上來，顧不得眼前美食的誘惑。在座各位先生來台北都已四十餘年，言談之間多流露懷鄉之感，幾種小菜，幾樣特產，雖是生活末節，但往事鉤沉，令人不勝感慨。這些感受，我想那些年輕的記者小姐們是難以體味的。第二天，我們這次聚會便見諸報端，我們這些人被小姐稱做「吃遍大江南北、海峽兩岸的老饕」。
這家館子有兩樣東西還值得一提，一是鮮湯千張包，這本不是湖南菜，而是江浙兩省的小吃，是以千張為皮，內中有肉丁、冬筍、海米、火腿，包成一個個的小卷，放在好湯中或蒸或煮後即成。在大陸以浙江湖州「丁蓮芳」做的最為出名。不知這家湘菜館子是如何將此移植到自己的菜譜中去的。二是瓦砵羊肉湯，我看也不像是湘菜，瓦砵有點像砂鍋，放在一個鐵架子上，下面有明火，點燃不熄，保持砵中湯菜的熱度。湯是乳白色的，羊肉切成方塊，好像還有少許粉絲、冬筍之類的東西。主人告訴我，可以先嘗嘗其中的羊肉，與大陸的羊肉有何不同。我嘗後覺得肉質很嫩，但味道卻不似大陸羊肉，沒有絲毫的膻味兒。他們說台灣的羊肉大多是從澳大利亞進口，與大陸的羊確實不同，做這種瓦砵羊肉，固然肉嫩湯鮮，可要是吃涮羊肉，無論如何也沒有北京東來順、上海鴻長興的味道。
台北近十餘年飲饌的奢靡，可謂甚囂塵上，飲宴的豪華也令人驚嘆。據說僅魚翅和紫鮑、燕窩的銷量就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一桌上等筵席可達數萬金（台幣），中等筵席也在萬金左右，而且無論什麼菜系的宴會，幾乎必上魚翅、鮑魚，所費可想而知。兩次筵會上與台灣武俠小說作家牛鶴亭（卧龍生）、張建新（諸葛青雲），以及抗戰小說作家鄒郎（以抗戰小說《長江一號》、《地下司令》、《死橋》等聞名）同席，他們都是經歷過台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困難時期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