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俄國老太太，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住在北京的人也不大熟悉有這樣一處西餐館。記得好像是在八十年代初，王暢安（世襄）先生在《中國烹飪》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過俄國老太太的西餐，此外，我還沒有看到過任何其他記載。
俄國老太太並不是這家西餐館的名稱和字型大小，而是實指其人。這是一家非常特殊的西餐館，沒有招牌，沒有門面，甚至也沒有店堂，只是一座普通的住宅，幾間洋式平房而已。地點大概在今天北京火車站的位置，當時年齡太小，具體衚衕和方位已經記不清了，好像離徐悲鴻先生故居也不太遠。1958年，隨著北京十大建築之中的北京火車站興建，那一片房子已經拆除了。
外部環境雖然已經沒有印象，而房子的內部我依稀記得，所謂洋式平房，也就是說它的內部是通過一個走廊分成若干居室，有點像今天的單元房，廚房也是在居室之中。我印象中的房子很陳舊，木製地板，早已油漆斑駁。有護牆板，也是十分破舊。其中兩間稍大的房間作為用餐間，有長方形的餐台，高背雕花的座椅。惟有窗帘和檯布是厚厚的呢子做的，邊上還有漂亮的流蘇，酒柜上有俄國古典式的蠟台，還有一個很大的鍍銀俄式茶飲，好像久已不用，擺擺樣子，讓人感到一種異國風情。
俄國老太太當時已經六十開外，很胖，頭髮雪白，關於她的歷史，已經沒有人能說上來。俄國十月革命後，大批俄國舊貴族出逃國外，最有地位、有錢的當然是去了法國，稍差一點的分散在歐洲各國。此外，也有一部分定居在中國東北，以哈爾濱為最多，剛開始流寓生活時尚能維持一個原有的上流社會小圈子，隨著時間的流逝，珠寶和俄國鑽石漸漸換了麵包和俄得克酒，於是在哈爾濱出現了許多留著大鬍子的看門人、清道夫、送牛奶的和茶房，其中侯爵、伯爵和將軍決不乏其人。除了哈爾濱之外，上海、天津的租界內也常常能看到他們的身影，稍有一技之長的，比如吹拉彈唱，可以在租界的歌舞廳中充任樂手。四十年代卓有影響的作家徐訐，很多作品中都有關於他們的描述。這些人被稱作「白俄」，是沙皇時代最後的貴族。在北京的「白俄」不多，大概是因為北京的文化氛圍過於傳統的緣故罷。俄國老太太本人是第一代的「白俄」還是第二代「白俄」，沒有人知道。她什麼時候在北京定居並經營西餐的，也沒有人記得上來，但從我記事起到年北京火車站周圍拆遷，就知道有個俄國老太太。由於她沒有正式開飯館營業，又在深巷之中，人們總是以「俄國老太太」五個字概括了她和她的俄式西餐。
去俄國老太太那兒吃飯，都是親友之間相互推薦。她年事已高，每周只能有兩三個晚上接待客人，而且每次不能超過十個人，去吃飯要事先打電話預訂，如果已經安排他人，只能依次順延，因此預訂往往要提前半個月左右。五十年代中，我家一年之中總要去俄國老太太那裡吃三四次飯，但由於年紀幼小，我僅去過兩次。一次是家中親戚聚餐，本來沒有外人，臨行時奚嘯伯先生來訪，於是一同去了。另一次是專門在俄國老太太那裡宴請電影導演岑范。那天我們先到，岑范先生因為被其他事情絆住，到得很晚，我們在那裡等了他一兩個鐘頭。在這一兩個小時內，我在俄國老太太家中好不耐煩，先是玩那個鍍銀的大茶飲，後來又跑到廚房去看她如何做菜。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她餐室中有一個很大很舊的破長沙發，原來可能是很華麗的，但那時卻已破舊不堪。那天我帶去一把很好的玩具左輪手槍，我把它藏在沙發扶手與坐墊之間的縫隙里，本想等岑范來時嚇他一下，可到廚房看看什麼都新鮮，就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岑范來後立即上菜，直到走時都沒有想起來。那把手槍是德國造的模擬玩具槍，為此我難過了很久。更不知道如果有一天那胖墩墩的俄國老太太偶然從沙發縫裡摸出一把手槍會是什麼表情。
俄國老太太是主廚，好像只有一男一女兩個幫工，頂多還有個擺台的，都是中國人。雖然每次只承應兩三桌客人，但是從採購、配菜、烹制、擺台、上菜都是這幾個人完成，也是夠忙的。那間廚房很大，壁上貼了白瓷磚，灶台很獨特，還有不同形式的烤箱，冰箱也在廚房中。就那時的條件而言，已經十分現代化了。從廚房到餐室，瀰漫著一股由洋蔥、大蒜、黃油、乳酪、香葉和醋精組成的混合味道，是一種很標準的西餐味兒。
擺台前先撤去餐台上覆蓋的厚呢子流蘇檯布，下面是白檯布，雖然是反覆使用，留下不少油漬和菜汁，但洗得卻很乾凈。銀餐具也是俄國式的，很漂亮。在這裡吃飯非常隨便，不像在餐館中那樣拘束，而如同在自己家裡一樣，最多鄰屋還有一桌客人，也是各不相擾。菜一道一道地上，到最後俄國老太太會走出廚房，到餐室內用不太流利的中國話與大家寒暄一下，這是例行的儀注。
俄國老太太做得是正宗、地道的俄國菜，與英、法式西餐相比，俄國菜味道更為濃郁，也要油膩得多，或者說更為解饞。人們之所以不惜提早預訂，再耐心等上十天八天，主要就是因其菜做得地道，在一般西餐館子里吃不到。彼時我還太小，很難鑒賞她做菜的好處，很多菜印象不深，但記得她的冷盤做得非常好，例如沙拉、燴冷牛舌、蕃茄汁澆的胡蘿蔔白菜卷、雞蛋瓤餡肉卷配紅魚子醬等。好像還有俄式炸包子，要比如白駒過隙，這已經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從石金買的小些，也更好。奶汁烤臚魚什麼的也比外面西餐館子好。當時北京還沒有什麼莫斯科餐廳，蘋果烤鴨這道菜只有在俄國老太太那裡才吃得到，這是一道主菜，端上桌時那鴨子和蘋果還烤得吱吱作響，後來我在讀安徒生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時，總覺得她劃亮第二根火柴時看到的聖誕節烤鵝，大概與這隻蘋果烤鴨是差不多的。
俄國老太太的西餐是家庭經營，只在一個小圈子裡做生意，就是這樣也應接不暇，與其說是做生意，不如說是大家拿錢請她做飯，她從中賺點錢維持生活和傭工的開支，真有點像早期譚家菜的形式，只是西餐罷了。再有就是用不著為主人留下一個虛位。當時的俄國老太太已經是步履蹣跚，動作遲緩，加上身體沉重，顯得力不從心，所以自拆遷後，就不知所終。歲月荏苒，如白駒過隙，這已經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