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謝靈運的情感結構及其詩歌的形式結構 一

生長於特殊家庭環境的謝靈運,對晉宋易代的政治氣候非常敏感:「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悲哉行》)剛演完受禪把戲的劉宋王朝,對他這個東晉數一數二的世胄子弟恩威並至,一方面將他的封爵由公降為侯,一方面又起用他為散騎常侍和太子左衛率。此刻,如何與這個新王朝相處這一難題擺到了謝靈運面前,明末張溥對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很不以為然:「涕泣非徐廣,隱遁非陶潛,而徘徊去就,自殘形骸。」 謝氏之所以在改朝換代之際「徘徊去就」,是由於這個問題涉及人生道路的價值抉擇,而恰巧價值委身問題又困擾著他的一生。謝靈運的時代,漢代傳統的價值規範和人生信念受到了普遍的質疑,而新的價值規範還在形成之中,他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汲取各家各派的學說思想時,自然難存信奉和踐履它的虔誠感。他常常景仰提倡自然無為的老莊,在山水詩中也禁不住談玄論道;又不時遠瞻外域的釋伽牟尼,樂於同佛教徒一起論佛譯經,《辯宗論》至今還被認為是佛教史上的寶貴資料。綜觀其一生的行藏出處,他又遠沒有看破紅塵或無為淡泊,倒更近於一個不能忘情俗務的儒家弟子。這種文化構成的駁雜而又缺乏主導信念,沒有辦法讓他確立一種價值規範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行為準則,找不到何處是自己的精神歸宿:是爭取像祖輩那樣在政治舞台上大出風頭,還是終生享受遨遊山水的樂趣?是滿足現實的物質慾望,還是去過一種淡泊的悟道生涯?是迎合世俗以邀時譽,還是虔誠地去追求某種人生的永恆價值?

劉宋王朝兩次命他做京官,一次是在宋武帝劉裕的時候,一次是在宋文帝劉義隆的時候,每次他都沒有拒絕朝命,而且還為這兩位皇帝的登基大唱讚歌,所以方虛谷尖銳地指出:「靈運之為人,非靜退者。」但如果說他沒有一丁點企希山林的念頭,恐怕連謝靈運自己也感到冤枉,他的詩集中差不多首首有欽羨嘉遁的句子。令人費解的是,在東晉還未「禪讓」時就多次表白早存退隱宿心的謝靈運,居然還會接受新王朝的朝命。事後他辯解說自己本來「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的,只因為「聖靈昔回眷,微尚不及宣」 。言外之意是在朝做京官實屬身不由己的感恩圖報,徜徉山林才是自己的本心。有一次他還說自己同官場的氣氛很不協調,深感自己像被囚禁起來的小鹿。謝靈運身為朝官卻「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

他企希歸隱嚮往山林的心情很複雜,既有不滿劉宋王朝對自己的政治待遇,以此顯示不願與新政權合作的憤激,也有對隱逸本身那種逍遙生活的羨慕;既有遠災避禍以求明哲保身,也不可否認其中含有對獨立不移的個體人格的追求。「人生誰雲樂,貴不屈所志」 ,很容易使人想起「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儒家遺訓。《登永嘉綠嶂山》說:「《蠱》上貴不事,《履》二美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難匹。」四句詩中兩處引用了《周易》中的典故,《周易·蠱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同書《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詩人用典的本意在於表白自己「不事王侯」的孤高脫俗的操守,所以詩後四句接著說:「頤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繕性自此出。」 他甘願不為人知地抱朴守道(「抱一」)。也不願「喪己於物,失性於俗」 。

然而,我們看到的還只是謝靈運的一個方面。不錯,他的確有過對理想人格的追求,但一旦與現實利益相抵牾時,他就會毫不可惜地放棄它。他不是說身在京朝有如野鹿被囚嗎?他被外放為永嘉郡守時的那份凄慘模樣,又使人懷疑他的表白是否真誠:「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 他在《過白岸亭》中說自己想「長疏散」:「榮悴迭去來,窮通成休戚。未若長疏散,萬事恆抱朴。」 才說過注重內心的適意任情而視富貴如浮雲不久,他很快又在《君子有所思行》中津津樂道地品味物質享受:「總駕越鍾陵,還顧望京畿。躑躅周名都,游目眷忘歸。市廛無厄室,世族有高闈。密親麗華苑,軒甍飾通逵。孰是金張樂,諒由燕趙詩。」

當在仕途被弄得疲倦不堪時,他就覺得「貞觀丘壑美」的隱遁生涯或許更適合自己的本性,並把烏紗帽看成是扭曲自我的桎梏,「顧己雖自許,心跡猶未並」 ,痛恨隱逸之「心」與隱逸之「跡」的分離,要求心跡合一,當一個名副其實的隱士。那麼,離開了官場走向山水之中,他是不是就真的找到了自我,重新獲得了自己的本性呢?寫於罷官後的《富春渚》一詩真實地表現了詩人進退失據的兩難心境: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溯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托。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該得遂了山水的樂趣吧,可又化不開遠離政壇的憂鬱;似乎找到了人生的歸宿,卻像又一次失落了自我;剛才還有「兼山貴止托」的充實,馬上又浮起「淪躓困微弱」的空虛;是「宿心漸申寫」和「始果遠遊諾」了嗎?但又切切實實地感到「萬事俱零落」的悲哀。

因為不知道何處是自己的真正歸宿,所以無論是在政壇,還是在山林,無論是在群居,還是在獨處,他時時處處都感到無所適從。羈留政壇覺得政治扭曲了自己的本性,身處山林又感到寂寞難熬。政治既不合他的胃口,山水也不是他的知音。一個本來就沒有獲得自我的人,一個情感結構分裂矛盾的人,在山水中也不可能發現自我,完整和諧的山水與他之間自然不存在任何契合點,因而難以將自己對象化于山水之中。這樣,山水與他之間永遠是對峙的,描繪山水與表現情感不可能同一,這使他的山水詩在描繪山水之外,還要另發一套與山水毫不相干的議論。於是,詩人自身情感結構的分裂,造成了詩人與山水之間的分離,並進而造成他筆下山水詩藝術形式結構的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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