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庶族的劉宋統治者既然打抑世家大族，寒門子弟是否能如顏延之所說的那樣「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 呢？的確有不少「武夫皂隸」因軍功位至卿相，傅亮以「布衣儒生僥倖際會」而位居宰輔，武帝病危時還成為顧命大臣，顏延之也以寒門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方面由於新朝害怕「權移臣下」，一方面由於豪族日漸腐朽無能，從宋文帝開始實權已轉到寒族手中，皇室覺得寒族「身卑位薄」不可能對皇權構成威脅，加以他們處事幹練而又順從，將實權交給寒族比較放心，這使得寒族巢尚之、戴法興等人「執權日久，威行內外」。沈約在《宋書·恩幸傳》中分析寒族得勢原因說：「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途結軌，輻湊同奔。」 《南齊書·幸臣傳》也說：「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嘆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幸矣。」 像中書侍郎、中書舍人這樣的官職過去一律都由士族名流出任，宋文帝開始便士庶雜選，如「孤門賤生」的鮑照就曾在宋孝武帝朝任中書舍人。這大大刺激了寒士從政的熱情，也激起了他們干世的雄心。可是劉宋王朝仍要仰仗世族的聲望來維持政權，清顯的職位還是得留給世家子弟，而士族為了保住既得的地位和利益，為了挽救日漸衰微的宗風與勢力，有意高自標置，處處以門第自矜，表面看來士庶之隔的門檻比過去更為高峻，寒門子弟入仕的道路仍舊艱難。鮑照在《贈傅都曹別》一詩中就感嘆道：「短翮不能翔，徘徊煙霧裡。」 當時的寒俊很少有人能直衝雲霄，大多數只好「徘徊煙霧裡」，這使寒俊之士憤怒而又無奈。元嘉前後寒士的人生際遇相當微妙：既給他們帶來希望，又使他們十分失望；既使他們歡欣鼓舞，又讓他們垂頭喪氣，因而元嘉寒士詩歌的情感基調也以「憂憤」和「激蕩」為主，只是他們「憂憤」的對象和「激蕩」的原因與士族詩人不同罷了。鮑照是寒俊之士的代言人，他的詩歌抒寫了寒士的希望與失望，表達了他們的痛苦與憂傷。
鮑照年輕時氣沖牛斗，立志做展翅雲天的鴻鵠而不做俯仰隨人的燕雀，第一次干謁臨川王劉義慶就受到冷遇後毫不氣餒，不顧他人勸阻決心再次「貢詩言志」：
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遷為國侍郎，甚見知賞。
他決不甘於貧賤，更恥於平庸，害怕「終日碌碌」，更不願「與燕雀相隨」。他的《飛蛾賦》就是這一情懷的藝術再現：
仙鼠伺暗，飛蛾候明，均靈舛化，詭欲齊生。觀齊生而欲詭，各會住以憑方。凌燋煙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畢命在此堂。本輕死以邀得，雖糜爛其何傷。豈學山南之文豹，避雲霧而岩藏。
「飛蛾」只要能「拔身幽草下」，不惜「畢命在此堂」，只要能「輕死以邀得」，即使「糜爛」又何妨？同樣，詩人自己也寧可再次俯身干謁，而不願就此「沉沒而不聞」；寧可拚死一搏做人間「大丈夫」，也決不「遂蘊智能」而「使蘭艾不辨」。
為了實現自己的鴻鵠之志，「臨川好文，明遠自恥燕雀，貢詩言志。文帝驚才，又自貶下就之。相時投主，善用其長，非禰正平楊德祖流也」 。他的志向不可謂不大，意志不可謂不強，才華不可謂不高，然而在那個仍舊以門第取人的時代，絕不是志大才高就可以成為「鴻鵠」的，最終他還是沉淪下僚窮愁潦倒，不得不與自己討厭的「燕雀」為伍，不得不在強大的士族勢力面前承認「人生亦有命」 。他在《瓜步山楬文》中絕望地嘆道：「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他在《擬行路難十八首》之六中對門閥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元嘉前後特有的社會氛圍，士人面臨奇異的人生際遇，士、庶雙方都憤憤不已、牢騷不平，因而「憂憤」與「激蕩」成為了元嘉詩歌最突出的情感基調。
原刊《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