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心」這一存在方式是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提出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委心」的本質就是讓生命本真地存在，率性而動了無矯飾，任情而行不待安排。在陶淵明的詩文中不違本心與不違本性是同一意思，聽任本心的自然也即順其本性的自然，他沒有用過《中庸》中「率性」或《孟子》中「盡性」這兩個理性色彩很濃的字眼，而較多地使用「稱情」「肆志」一類情感化的詞句，「稱心」「縱心」等詞在陶集中更為常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
——《感士不遇賦》
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時運》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
——《飲酒》其十一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其二
為了闡明「委心」這一存在方式的實質和特點，有必要先分梳「心」「性」「情」三者的關係，這樣才能明了所引詩文中「委心」「縱心」「稱心」「稱情」的本意。孟子最先論及「心」與「性」的關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在先秦道家和儒家的典籍中「性」與「情」常常組成一詞：「起禮義，製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莊子》有時又將「情性」寫成「性情」：「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宋儒認為在「心」「性」「情」三者中「心統性情」 。「性」和「情」都根於「心」 。《朱子語類》卷五說：「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也。」 由此可知，「性」是「心」寂然不動時的本然狀態，「情」是「心」感物觸事而起的波動狀態，因此後世常將「心情」「心性」「性情」聯綴成詞。陶淵明在詩文中不僅說到「委心」「稱心」「縱心」和「稱情」，也幾次談論自己的本性或個性：「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與子儼等疏》），「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五首》之一）。他在《感士不遇賦》一開篇就說，每個人都各有不同的個性，有的樂意並宜於「擊壤以自歡」式的隱逸生活，有的立志且能夠出仕「大濟於蒼生」，只要遵循自己的本性選擇人生的出處以盡自己的本分，那麼或潛或躍或仕或隱就無不「傲然以稱情」。這裡的「稱情」也就是「委心」「稱心」或適性。可見，他的「委心」「縱心」「稱心」既指適性也指任情。
陶淵明日用云為之際無不是率性而行——獨酌於黃昏之後（《飲酒二十首》之七），採菊於東籬之邊（《飲酒二十首》之五）；「景物斯和」的暮春一人「偶影獨游」（《時運》），「風物閑美」的夏日便攜侶遠足（《游斜川》）；讀書不求甚解而只求適性（《五柳先生傳》），彈琴無須有弦而只在暢情；可能是不恥刺史檀道濟的為人，將他饋贈的「粱肉」「麾而去之」，或許與另一江州刺史王弘性情相投，在半路上不妨與他「欣然」共酌 。無論是一人獨處還是與他人相聚，無論是接人還是待物，他都不會遷就世俗以扭曲自己的本性，更不會曲意逢迎，虛飾矯情，任其真性流行，還人生以自在。《宋書·隱逸傳》載：「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至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去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心跡難並就算不上「委心」，身心分裂更不可能「稱情」，他早年「投耒去學仕」（《飲酒二十首》之十九）的時候，「遙遙從羈役」使得他「一心處兩端」（《雜詩十二首》之九），所求超出了他自己的本分，所行抵牾於自己的本性，本來醉心於「林園」卻置身於官場，「依依在耦耕」偏又「宛轡」去出仕（《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難怪他每次剛一出仕馬上就厭仕，束裝初出便急切思歸。《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詩抒寫了他「始作」鎮軍參軍時的心情：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
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
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
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寄情於世事之外，委懷於琴書之中，「自得」於「被褐」則無意於仕途，「屢空」仍「晏如」便無羨於富貴，「寄」字「懷」字兩兩相形，「自得」「晏如」彼此相映，可見詩人的襟懷原自超脫而淡泊，所以，「憩通衢」而說是「苟」，「疏園田」也只是「暫」，剛離「衡茅」便思歸去，一出仕就想掛冠。「題是《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束裝初出，何嘗有仕途歲月之苦，而曰『歸思紆』，曰『心念居』，曰『終返廬』，一篇三致意，如若曠歷年歲，久墮難脫然。」 望雲致慚於天上高飛之鳥，臨水有愧於水中游嬉之魚，因為魚鳥無知之物尚且自由自在，而自己這寄懷琴書之人卻如拘如囚。我們不難想像此時此刻詩人內心的矛盾痛苦。
歷來人們只從倫理的角度闡釋陶淵明最終棄官歸田這一嚴肅的生命決斷，「不為五斗米折腰」一直被人傳為美談，它已經成了氣節和操守的代名詞，其實任心適性的生命意識才是驅使他棄官彭澤的深層動因，這一點他在《歸去來兮辭》中交代得非常清楚。「不為五斗米折腰」一說在陶集中找不到本證，難怪宋以後不斷有史家對此說提出質疑，宋韓子蒼認為「五斗折腰」之說為子虛烏有，是時人的誤傳或史家的虛構；清林雲銘斷言「五斗折腰」之說並非出於詩人的真情，是淵明自己去官時的託詞和借口；清陶澍認為淵明去官時開始借督郵以為名，至為文時又借奔妹喪以自晦，而詩人歸田的真正原因是「憫晉室之將終」 。在《歸去來兮辭》和《歸園田居五首》等抒寫歸田的詩文中，既找不到「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陳述，也沒有要為晉室守節的表白，更何況他辭官彭澤在晉亡前十幾年，陶淵明斷不至於提前十幾年就「不食周粟」。我們還是來聽聽詩人自己在《歸去來兮辭·序》中是怎麼說的：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求官是由於「幼稚盈室」而「瓶無儲粟」的生活所迫，不僅不是出於他個人的內在需求，反而有違他「自然」的天性，因而奔走仕途完全「口腹自役」，心靈的折磨比身體的飢凍更加難熬。序文中的「矯厲」是指用人力強行改變事物的形狀或性質，語出《荀子·性惡》篇：「故枸木必將待櫽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 詩人稱自己淳真自然的「質性」絕非矯厲所能改變，曲己從人勉強入仕，讓心靈為口腹所役，怎麼能讓自己「稱心」？扭曲自己內在的本性，怎麼能使自己「適性」？對自己個性有深刻體認的詩人，自然也深刻認識到選擇「違己」入仕這一生命存在方式的迷失，《歸去來兮辭》一開篇就大徹大悟地說：「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園林無世情」卻強迫自己沉浮宦海，這正是「自以心為形役」，使得自己的生命存在違己失性，便是誤入「迷途」，便要「身心交病」，「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才是「迷途」知返。回到自己「日夢想」的田園，「引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