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新派武俠小說，往往是金庸、梁羽生並稱。
金、梁二人都嗜好下棋、金庸好圍棋，在他的小說中時有寫到圍棋搏殺的，如《天龍八部》寫虛竹和尚對「珍瓏」棋局的拆解，先誤打誤撞地下子擠死自己一大塊棋，然後取勝，就寫得很有意思，非深知此中三昧者，難以有此奇筆。金庸與中國圍棋界的名手都有交往，在他家中就曾接待過陳祖德和聶衛平，沈君山也曾在他的家中交流過棋藝。梁羽生對圍棋、象棋都好，但似對象棋更感興趣。他與已故的作家聶紺弩極有交情，且是棋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他到北京度蜜月時，就曾因與聶紺弩下棋殺得難解難分而冷落了旅館中的新婚夫人，一時傳為笑談。他還善寫棋話，寫得趣味盎然，很有吸引力。
梁羽生在一九六六年曾化名佟碩之，寫過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論》，分析二人作品的異同，其中有道：「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則較重。」這段話可以說是實事求是的，不管對別人還是對自己，褒貶得都頗有分寸，並非無的放矢。梁羽生極愛詩詞，因此在他的小說中，可以時時接觸到這方面的內容，如小說的回目，卷首卷末的詩詞，都饒有韻味，至於小說中的隨手引用古人佳句，以及俠客們的談詩論詞，就更是多得不可勝數了。金庸在小說中引用古人詩詞沒有梁羽生那麼多，但所引用者大都十分精妙。金庸似對老莊哲學及佛學更感興趣。他筆下的神奇武功，如「九陰真經」「北冥神功」「空明拳」等，就與老子、莊子的學說大有關係。在他的小說中，時見引用佛經的詞語及典故，所寫到的高僧大都能談經說偈，絕非是只懂得念「阿彌陀佛」和「善哉善哉」的淺俗和尚。他有一部《天龍八部》，書名深奧難懂，用的就是佛經名詞；而「拈花指」「般若掌」「龍象功」等武功，都是一望便知是出自佛經的了。金、梁兩人都是既具有豐富的傳統文化素養，又同時接受西方文藝的影響的，只是二人各有偏重，同中有異，形成不同的風格。梁的傳統味較濃，既用章回體寫作，又喜用舊式對仗工整的一聯作回目；金庸則不喜使用舊式的回目，除了開頭兩部小說還是用對仗工整的回目之外，其餘的小說回目，變化多樣，絕不雷同。他喜用西洋文藝手法撰寫小說，如《射鵰英雄傳》中寫郭靖、黃蓉在牛家村密室療傷那一大段描寫，用的完全是舞台劇的場面和人物調度；而黃蓉在鐵槍廟中面對群奸，套哄傻姑說出實話，找出歐陽鋒、楊康殺人的證據，理出江南五怪的慘死過程，簡直就與現代的偵探推理小說無異。金、梁兩人所寫的俠士豪傑，都強調「俠義」的一面，所謂「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便是「俠義」的最高境界。他們都善於攝取特定的歷史背景來鋪演他們的故事，三分真，七分假，亦真亦幻，虛實莫測。在寫到男女之情時，二人都是嚴謹正派的，既寫得濃情蜜意，蕩氣迴腸，卻又絕無古龍等人那樣夾有色情的描寫。梁羽生的小說以「系列」取勝，各部小說之間的人物大都有或遠或近、或縱或橫的聯繫，形成獨具特色的「梁羽生系列」。但總的看來，他的小說形式比較單調，筆法變化不多，情節也不夠奇詭，多讀了幾部，便覺得有點一般化。金庸以創製篇幅巨大的大部頭作品取勝，其最著者為「射鵰三部曲」，另如《笑傲江湖》《天龍八部》《鹿鼎記》等，也都筆力遒健，奇情跌宕，波譎雲詭，雄渾恣肆，遠非常人所能及。金庸學兼中西，識見超卓，才情橫溢，博大精深。他的《金庸作品集》已登上了武俠小說的高峰。他差不多已耍盡了武俠小說的諸般「套路」，後繼者必須別出機杼，另創新招，才能稱雄。台灣的古龍識見及此，便以偏鋒取勝，創製出無招式的武功，專寫武俠推理小說，與金、梁鼎足而三，自成一副面目。他的小說，奇詭曲折處不讓於金庸，但博大精深之處卻是遠為不及的。金、梁兩人都是長篇勝於短篇，短篇因篇幅所限，未能展其才情，故不夠佳妙。二人所知既廣，所能亦多。梁羽生在塑造武俠之餘，還善寫棋話和文史隨筆，都寫得生動活潑，見其才情。金庸則能一手寫天馬行空的武俠小說，一手寫嚴謹縝密的政治評論，雙管齊下，各臻佳妙。
金庸與梁羽生並稱新派武俠小說鼻祖。他們各以自己的才情學識，把舊武俠小說，推到了一個嶄新的境界。他們借鑒西洋小說的表現技巧，運用新文藝的手法進行創作。筆下的人物，性格鮮明，血肉豐滿，遠非舊派武俠小說所可比擬。他們注重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注重描繪環境，渲染氣氛，講究文采，務去陳言，給武俠小說注入了不少清新的東西，使它有更多的文學藝術性，變得雅俗共賞，而呈現出新的面貌。金、梁二人各自以他們的作品，為新派武俠小說的確立作出了貢獻。有人以「金梁並稱，一時瑜亮」相詡，這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