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梁羽生筆下的武俠，甚多血性男兒。他們的所作所為，大都符合傳統俠客的標準。如：有強烈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敢於與欺凌孤弱的豪暴之徒進行殊死的抗爭；不惜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為別人排難解紛，報仇雪恥；在國家民族危難之時，能夠挺身而出，毫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得失，甚至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等等。下面試舉幾個人物為例，以見一斑。
《飛狐外傳》中的胡斐是個急人之難、行俠仗義的俠士。為了替素不相識的貧苦農民鍾阿四一家四口報仇，他窮追惡霸鳳天南不舍，即使自己一見傾心的美貌姑娘袁紫衣軟語央求，也不心軟，即使江湖上的好漢低聲下氣求他放過鳳天南，他也不罷手。胡斐的確是一個硬錚錚的漢子，是一個真正鋤強扶弱的俠士。
《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宅心仁厚，義膽忠肝，堪稱「俠之大者」。觀其六歲時掩護蒙古勇士哲別，以及救出豹口下的華箏公主，便見其勇敢的天性。待到他長大成人，有一次隨成吉思汗進攻撒麻爾罕，因該城城堅守固，久攻不下，犧牲甚多，成吉思汗便當眾宣布：誰能攻破此城，城中的玉帛子女全數賞他。當郭靖用黃蓉之計攻破撒麻爾罕城後，成吉思汗果執行諾言，叫他領兵前去點收。在攻城之前，郭靖本與黃蓉計議好，破城後向成吉思汗提出解除與華箏公主的婚約。正當他要說出這個要求時，蒙古軍開始屠城，城中數十萬百姓奔逃哭叫，面對此慘象，他毅然把要求改為「饒了這數十萬百姓的性命」，即使因此而與黃蓉的姻緣化為流水也在所不顧。其後在《神鵰俠侶》中，兩次死守襄陽，抗擊蒙古大軍。當金輪法王捉了他的女兒郭襄，要挾他獻城投降時，他大義凜然，不為所動，高聲激勵女兒慷慨就義，不可害怕，端的社稷為重，兒女為輕，為國為民，不愧大俠稱號。
《天龍八部》中的蕭峰，父母是契丹人，因家遭大難，從小被漢人收養，學得驚人武藝，成為丐幫幫主。後被人陷害，有意泄露出他是契丹人後裔的底細，不容於丐幫，遂憤而離宋歸遼。後來遼宋交兵，蕭峰為免宋遼兩國千萬生靈塗炭，力阻遼帝耶律洪基南侵。當虛竹與段譽在雁門關前擒獲耶律洪基時，蕭峰又脅迫耶律退兵，要他終其一生，不許遼軍一兵一卒越過宋遼疆界。耶律洪基處此危境，只得答允退兵。蕭峰是遼人，自小生長於宋，對宋遼兩國俱有深情。他既不肯侵宋，亦不願背遼，因此在遼帝折箭答允退兵之後，便以身相殉。蕭峰之死，可以說是為解決遼宋兩國間的民族矛盾而壯烈捐軀的，其凜然正氣足可與歷史上的志士仁人相媲美。
《萍蹤俠影錄》中的張丹楓是個亦狂亦俠的名士型俠客。他本是元末張士誠之後世子孫。張士誠在與朱元璋爭天下時，兵敗被俘自殺。其後代遠走漠北，投奔瓦剌，時謀推翻朱家王朝。張丹楓生在這樣的環境中，自是對明朝懷有世仇。但當瓦剌入侵中原，明英宗朱祁鎮在土木堡被俘，明朝岌岌可危之時，他毅然捐棄家仇，拋卻富貴。盡出祖上所藏金銀財物，奔走中原塞北之間，全力支持于謙抵抗，終於挫敗瓦剌首領也先的陰謀，救出英宗回國。張丹楓在國家危難之時，以民族大義為重，全不考慮個人安危得失，他的所作所為，是完全符合俠義的標準的。
胡斐、郭靖、蕭峰和張丹楓是四個為國為民的俠士典型。在金庸、梁羽生的小說中，這類俠氣縱橫的人物是不少的。閱讀這類「俠氣多而匪氣少」的武俠小說，在消遣之餘，是可以得到教益的。但不可否認，武俠小說中也有不少「武而不俠」的人物，這些人性格乖僻，動輒殺人，標榜江湖義氣，善惡邪正不分，他們視國家如無物，視人命如草芥，屬於「俠氣少而匪氣多」的一群。正如柳蘇先生所指出的：「有些武俠小說，不但武功寫得怪異，人物也寫得怪異，不像正常的人，尤其不像一般欽佩的好人，怪而壞，武藝非凡，行為也非凡，暴戾乖張，無惡不作，卻又似乎受到肯定，至少未被全部否定。這樣一來，人物是突出了，性格是複雜了，卻邪正難分了。」這些武俠小說作者只求塑造出性格奇特的人物，至於是否合乎俠義的標準，就全然不顧了。最為下劣的是那些「拳頭加枕頭」的貨色，由於這類下劣貨色的存在，便為那些敵視武俠小說者提供了反對的口實，從而連可與「純文學」作品媲美的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也一概否定了。這是使人深為慨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