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了個技校畢業的張勇，被分配到他爸爸當廚師的四川國營拖拉機廠。可是這個學電焊的技校畢業生，連最基本的電焊工作都不會幹，成了車間遊手好閒的「刺頭」。好在這個刺頭並不惹是生非，只不過晚來早走和經常曠工罷了。
然而遊手好閒兼愛讀書看報的張勇沒有閑著，他時刻關注著周圍和新聞里的國家大事和商業信息。
1990年他家住的大雜院里，已經出現了當時中國的第一批富人——個體戶。詹婆婆家就在張勇家隔壁，她丈夫有一手祖傳做熏鵝的手藝，詹婆婆一家做起了熏鵝生意。大雜院里充斥著熏鵝的香味和洗鵝的惡臭。
張勇不僅經常可以品嘗那些賣剩下的熏鵝美味，更被熏鵝生意為這家鄰居帶來的生活變化感到驚奇。詹婆婆家很快成為當時簡陽少有的萬元戶，而此時張勇每月的工資僅90元。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張勇看到了希望。
做什麼生意？賣熏鵝顯然不是張勇所嚮往的，因為太沒有技術含量。滿腹經綸的張勇豈能看得上飲食業！於是，張勇開始四處尋找生意機會。終於，他捕捉到第一個商機，他去成都的時候，看到很多人玩一種「壓大小」的撲克機遊戲。看到一大堆人圍著一台機器，爭先恐後往上壓錢，張勇眼睛亮了，就做這個生意！買一台，放到簡陽，錢就會花花進來！可是去哪裡買撲克機呢？那可是賭博用具，不會公開銷售的。
張勇發揮了他的強項——看報紙，從報紙上找信息。工夫不負有心人，他終於在《參考消息》報的接縫處，發現了撲克機的廣告。於是順藤摸瓜，他在成都走街串巷，明察暗訪找到了一個非法賣撲克機的人。
那是一個一頭長髮、野鶴仙游的福建人。他對這個21歲來自簡陽的小夥子充滿好奇，因為買這種撲克機的人幾乎都是相當成熟的人，而且都要經過熟人介紹。
張勇問：「多少錢？」
福建人說：「要6 000。」
張勇倒吸一口冷氣，說：「沒想到這麼貴！」
其實跟同齡人比，張勇在當時是有錢人。因為張勇知道任何生意都需要本錢，所以他從上班第一個月起，就將每月工資全數交給母親攢著。一般年輕人上班賺錢了，總要買點新衣服，可是一心想做大事的張勇，上班後居然還穿帶補丁的褲子，這在當時的確有些寒酸和與眾不同。張勇工作兩年攢了整整2 000元。
這在當時不是一筆小錢。
顯然，福建人是個老練的生意人。他對張勇說：「小夥子，我覺得你將來一定能成大事，因此，賣你5000元。」
20多年後，張勇跟我談起此事時仍不無奇怪地說：「那個人居然說我能成大事！」
由此可見，要做大事已成為張勇的信仰。儘管他今天已成為一萬多名員工的老闆，他還要從宿命論里尋找依據。他對那位忘年交——旅店經理——對他的印象記得如此深刻，說明的也是同一個問題。
心理學認為正常人都自戀，人對自己的成功，會更多地從努力和基因方面尋找答案；而對別人的成功，則會更多地用機遇和背景給予解釋。
沒人不喜歡誇獎，更何況一個21歲的青年。
再加上，人家給便宜了l 000元！這可是張勇一年的工資。
對那位如此看重自己並給了優惠的福建人，他滿懷感激地說：「你等著，我回去借錢。」
回到簡陽，張勇從媽媽那裡取出自己的2 000元積蓄，再加上家裡僅有的1 600元，還差1 400元。此時，一個幫助爸爸打理雜貨店的中學同班同學，聽說張勇的商業計畫和困難時，毫不猶豫地從爸爸雜貨店的錢箱里偷出一沓錢。倆人跑到房後一查，是600元。事後證明，這是一筆最具風險精神的「風險投資」。
可是距離福建人的5 000元，還差800元？
張勇身邊的有錢人只有賣熏鵝的詹婆婆了。他找到詹婆婆說：「我要做生意，差一點錢，能不能借我？」
詹婆婆問：「差多少『7」
「800元。」張勇說。
賣烤鵝的詹婆婆居然沒有問張勇「你爸媽知道這件事嗎」，便爽快地借給他800元。
在那個年代，800元不是一個小數。詹婆婆這麼輕鬆地將錢借給嘴上沒毛的張勇，完全超出了我的想像。我問張勇這位詹婆婆還在嗎？他說：「還在，而且就在成都。」於是，我見到了這位詹婆婆。
20多年了，詹婆婆一家居然還在賣烤鵝，而且仍然是在四川街邊那種路邊店裡賣。
我問已經是60多歲的詹婆婆，張勇當時向你借錢，你問沒問他做什麼生意？詹婆婆說：「好像問了，記不太清了。對了，張勇說要做什麼遊戲機生意，我也不懂，就把錢借給他了。」
我又問：「那你問沒問張勇，他爸媽知道嗎？」
詹婆婆說：「沒有問，問他們幹嗎？我知道張勇不會亂來。再說我們兩家關係很好，他們家有時月末錢不夠，也經常向我借。這件事很多年後，他爸媽才知道。」
「那你沒想過張勇做生意失敗，還不上你的錢？」我又問。
爽快的詹婆婆哈哈大笑地說：「沒想過。」接著又說：「還不上，就還不上吧！」
後面這句話，我估計是現在的詹婆婆思考之後才說出來的。前面那句「沒想過」倒可能是詹婆婆20多年前的直覺。詹婆婆是退休後才做烤鵝生意的，她退休前也是小學老師。可能這個閱孩無數的詹婆婆，真是很早就看出張勇的出類拔萃。否則，一個21歲的人在她那兒怎麼就有那麼大的信用？
我跟詹婆婆說：「你這800元，差點兒讓張勇成為簡陽的賭場老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