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人上去容易，下來難。現在很多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寧可啃老，也極少有人去餐廳當服務員。2009年，北京海底撈共有2500人，大學本科生只有5個，初中畢業的佔98%。
於是，海底撈的各級幹部也就只能從中學畢業生中產生。
世界的事大都好壞參半，員工文化水平低既是劣勢，也是優勢，因為它逼著海底撈要不拘一格選人才。
相反，如果企業里有很多大學畢業生，選拔幹部不選他們，還真要有點勇氣和費些心思！
2010年，36歲的謝英是北京海底撈的一個小區經理。她現在管理6家火鍋店，手下員工近千人。在海底撈的年輕幹部隊伍中，謝英屬於「高」齡幹部，她是個被海底撈硬「造」出來的管理者。
謝英是個快言快語的四川女人，她說：「我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我們四川人結婚都非常早。1998年我24歲，小孩就1歲多了。我當時在海底撈旁邊的一家餐廳里打工，在那家餐廳上班的時候，4個月我領過兩次工資，因為餐廳生意不好。餐廳的廚師長和服務員打情罵俏，廚師長的親戚在裡面也耀武揚威。我們沒有親戚朋友的就很孤立的，所以上班很不開心。
「除了這些，我當時想去海底撈乾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的工服很好看，是我們簡陽當時最好看的工服，就像空姐那樣的衣服，很漂亮，下面是裙子，走到馬路上很多人都回頭看。有些海底撈的員工都穿著工服回家相親。後來進了海底撈才知道，海底撈的工服是找一個當地的裁縫，按照時裝畫報上的款式，給員工度身定做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來我們餐廳的很多客人都說海底撈生意好。
「可是我又有點不敢去，因為很多顧客和海底撈的員工都跟我說，海底撈管理得特別嚴，如果你干不好，就要被淘汰；而且，前3天沒有工資，3天之後才決定是否錄取。
「後來，那家餐廳實在待不下去了，我就想，海底撈管得再嚴，也不是讓我去幹壞事！無非是跑得快一點，幹活兒多一點，認真一點，努力一點，聽話一點。於是，我就抱著試試看的心理來了海底撈。
「我是8月9日去的。9月1日發工資，當通知我領工資時，我很驚訝，我說，我還有工資啊？因為我在上一家餐廳幹了4個月才發了兩次工資，所以我以為海底撈也是倆月發一次。
「剛開始我當了幾天傳菜員，後來可能是看我年齡比較大，就讓我做員工餐。可是我沒做過飯呀，幾十人的飯，上來就讓我做，米飯不是生就是煳，菜也不好吃。員工意見很大，他們跟領導反映，說謝英做了一個多月的飯都做不好，還不如把她辭退。
「當時的店長是馮伯英，她說，我再跟謝英溝通一下，如果溝通完了，她還做不好，再辭退他。
「馮伯英很生氣，把我叫到一個包間里說，再給我一次機會，做不好我就要走人。於是，我有了危機感，為了保住這份工，我就很用心去做，半夜醒來，還琢磨菜如何炒好吃。怪了，人一用心，菜的味道也變了；於是，我留下來了。
「做了兩年多的員工飯，公司又讓我出來做前廳服務員。可是還沒做幾天服務員，張勇突然讓我做大堂經理。我嚇壞了，我跟店長說我不敢。我是一個做飯的，哪能當大堂經理。
「我後來也在想張總為什麼提拔我。那時海底撈只有三四家店，張總經常來我們店裡看。我的工作很單一，就是做員工餐。而員工餐做完後，我每天至少還主動幫忙做三四項工作，比如幫助廚師切菜，因為我做飯的地點也在餐廳廚房；我還幫著洗漏勺，幫服務員發毛巾，總之，凡是我能做的我都幫著做。
「本來我可以早下班，因為做員工餐要早上班，但我每天都會多做幾個小時。可能是張總經常到那個店，觀察到了。有一天張總為領班開會，也通知我參加。當時把我嚇慘了，為什麼通知我開會？
「進屋時，我們領班說：謝英你怎麼來了？我說：不知道，張總讓我開會。當時開會每個人都發言，張總也讓我發言。他可能覺得我的發言還不錯，以後每次開領班會，都把我叫上。幾次下來，就決定讓我當大堂經理。
「我拒絕時沒敢直接跟張勇講，是讓我們店長告訴他的。但張總說不行，必須做。於是，我就做了大堂經理，然後，就一路走到今天，還到北京當上小區經理。張總有時跟我說笑：一個做飯的能做小區經理，當時還不願意呢。
「去年，簡陽市長到北京出差，在我們店吃飯時，張總就介紹我說：她就是當初在我們簡陽店給員工做飯的謝英，後來當上了大堂經理，現在當小區經理。家安在北京，老公和孩子都來了。」
然而，一個今天能自己駕車，行駛在北京複雜的立交橋上的謝英，絕不僅僅是因為張勇的慧眼識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