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既克，曾國藩才開始認真考慮援浙及規復甦常兩大任務。他一向的宗旨是：「辦大事以找替手為第一。」援浙之任，決定交給左宗棠。知人之明，莫如曾國藩，他深知左宗棠的才具，足當方面；但亦深知他的性情好大喜功，不受羈勒，最好是給他一個不受各方牽制，可以放手去幹的局面，則以浙江的情況來說，他人視作棘手者，卻正好發揮左宗棠的長處。
規復甦常之任，曾國藩覺得一時難有適當的人選，因為這個任務與援浙不同：第一、浙江已成糜爛之勢，人人皆知事不可為，所以隨左宗棠怎麼去搞，都不要緊；大不了淪陷了再想辦法去克復。而援蘇常則必先保上海；託付不當，上海一失，則東南餉源，十失七八，關係太重，不能不格外審慎。
第二、浙江方面，望援軍如大旱之望雲霓，王有齡已經奏保左宗棠，並已表示願交出浙江軍務指揮的全權，所以左宗棠一到，王有齡必會拱手讓賢，俯首聽命。而上海則不同，情況相當複雜，何桂清雖已革職，潛勢力猶在；薛煥駐上海當然要執行江蘇巡撫的職權；而蘇松太道吳煦，則成了「地頭蛇」，把持利藪，毫不放鬆。事權紛歧再加上洋務煩劇；即有精兵良將，能不能指揮如意，實成疑問。
其時恰好江蘇乞援的專使來了；而且來了不止一個，蘇松太的士紳十幾名，學申包胥哭秦庭，非哭得曾國藩發兵不肯走。
這十幾名江蘇的紳士，為頭的叫錢鼎銘，字調甫，江蘇太倉人；他的父親錢寶琛，做過湖北巡撫。洪楊事起，奉旨在原籍辦理團練；錢鼎銘跟著老父在一起辦事，便耽誤了功名，從道光二十六年中了舉人以後，一直未能北上會試。
咸豐三年，小刀會劉麗川起事，攻佔上海；青浦的幫會頭腦周立春起而響應，一時聲勢浩大，連陷名城。錢鼎銘便招募團勇，配合官軍作戰；咸豐五年收復上海，平定小刀會，論功行賞，授職江蘇海州所屬的贛榆縣訓導。以錢鼎銘的才氣，如何肯屈就一縣學官？為了急於用世，走了捐班的路；在戶部當主事。不久，因為丁憂回籍；三年守製家居之時，江南局勢已經大壞，大營再陷，和春、張國樑殉難；太平軍席捲吳中，江蘇巡撫退保上海，蘇松太一帶的紳士，亦紛紛避難，託庇於「夷場」。
但「夷場」不是久居之地，淪陷的家鄉，更渴望光復。眼看江蘇之後，浙江又幾乎全部落入太平軍手中；如果杭州淪陷，浙江的戰事告一段落，李秀成傾江浙兩省的物力財力以圍困上海，則一隅之地，必難固守。而上海一失，足以養兵數萬的關稅、釐金為太平軍所得，一出一人，關係極大，那時要想回家就很難了。
於是聚集在上海的江蘇士紳，由團練大臣龐鐘璐召集會議，籌謀自保之策。江蘇的大員固然都集中在上海，但自何桂清失蘇常，他手下的那班人，如現任江蘇巡撫薛煥、蘇松太道署理藩司吳煦，在江蘇士紳看來，都是不足恃的人；可恃的只有新克安慶的曾氏弟兄。
因此，早在擬議中的，向曾國藩乞援計劃，很快地成熟了。這個計劃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由龐鐘璐出奏，請派曾國藩分兵急取蘇常，同時由江蘇在朝的大老，如龐鐘璐的同鄉前輩、翁同龢的父親，大學士翁心存等人，策動朝議，責成曾國藩出兵；一面派專人赴安慶大營乞援。
但是道路艱阻，由上海西上，通過太平軍的重重關卡，到達安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會丟掉。如果出重賞招募一名勇士，間關投書，又怕不夠鄭重，曾國藩置之不理。就這為難的當兒，錢鼎銘慨然請行，有人領頭。事情便好辦了，一下子有十幾個自告奮勇。
他們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國輪船，平平安安到了安慶。一上岸就到大營謁見曾國藩，呈上龐鐘璐的親筆信，說是「上海餉源重地，請以精兵萬人，一勇將統之，倍道而來，可當十萬之用」。
「話是不錯。無奈無人可派。『精兵萬人』，談何容易？」
聽得曾國藩這樣表示，錢鼎銘悲從心來，放聲大哭。他一哭，同來的人也哭；而且環跪滿前，倒像大喪舉哀似地，哭得滿營皆驚。
「請起來，請起來，有話平心靜氣地談！」
儘管曾國藩一再這樣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攙扶，無奈江蘇的士紳，情詞急迫，竟似耍賴似地，非曾國藩點頭答應，不肯起身。
曾國藩可真有些急了，「諸公好不曉事！」他說，「就算現在有兵有將，請問，如何才到得了上海？這不是你們一哭，我說一句話，便可成功的事。快請起來，從長計議。」
話責備得對，而且口氣也鬆動了；環跪在地，才遵命站起。曾國藩便吩咐請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門生來。
這人就是李鴻章——為了參劾李元度，李鴻章跟他的老師鬧得不歡而散，到江西閒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門大營那一場爭執，覺得自己也未免太魯莽了些，一則，到底是老師；二則，李元度也實在辜負曾國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誑報勝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祿而不忠人之事，寄身於敵人尾閭之間，真有點近乎無恥了。
這樣轉著念頭，便一直想回到曾國藩大營，只是苦無機緣；直到安慶克復，李鴻章才寫了封信去道賀，雖未提到想重投師門，但言外之意，以曾國藩的肯虛心體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夠默喻。
曾國藩對這位門生的期望甚高。但李鴻章的年紀還輕，尚欠沉著；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歡「打痞子腔」作英雄欺人之談，在曾國藩看來，駁雜不純，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虛驕之氣。在營裏，李鴻章喜歡睡懶覺；而曾國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齊，才開早飯，逼得李鴻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諸如此類的「細故」，使得李鴻章對老師大為不滿，因而才有為李元度相爭，絕裾而去的結果。曾國藩當然瞭解他這個門生的心事；如今肯回頭相就，足見得他自己下過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說是「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同時關照糧台匯了旅費到江西。於是李鴻章欣然到了安慶大營。
曾國藩會「看相」，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運，會發大財之類，而是看此人的氣色與氣度。一度不見，發覺李鴻章神情肅穆，勁氣內斂，大為安慰；留他在左右參贊軍務，大致布陳方略，有關安危大計的奏疏，都由李鴻章擬稿。這時江蘇士紳，哭求援師，該當如何處置，曾國藩也要找他來商議。
「是。」李鴻章聽老師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門生與江蘇諸公細談，再來回報。」
「好，好。你們先細談了再說。」
於是錢鼎銘便在李鴻章那裏談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戰火而帶來的畸形繁榮，五方輻湊，商賈雲集，巨室播遷，多挾重金住在夷場上；上海若為太平軍所得，曾國藩沿長江逐步肅清，進圍金陵的計劃，便很難收功了。
這番話使得李鴻章大為動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謂「善地」甚難——辦太平軍咸豐初年以前的軍務，完全不同。那時國家有大征伐，命將出師，儀式隆重；至於「人馬未動，糧草先行」，更不用專閫之將費心，朝廷會撥國帑，指派大臣，經紀其事。作統帥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如今辦太平軍，朝廷不責以時效，不遙為控制；進兵快慢，固可收發由心，就是喪師失地，只要是非戰之罪，亦可邀得寬典。這樣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間的大將，固然好當得多；但練兵、籌餉要靠自己，卻又比那時候的大將苦惱得多。
兵餉兩項，又以餉為根本中的根本。有餉無兵，像浙江這幾年的局面，是自貽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無餉，則孫吳復生，亦未見得能練成一支勁旅。現在上海有這樣豐厚的餉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為了。
但餉源雖厚，如果不能歸自己掌握，依然無濟於事。因而李鴻章接下來便想到上海的事權；以此向錢鼎銘詢問。
「江蘇現在吃虧的，就是雲集上海的大員太多，事權不一。照規矩說，該歸薛中丞控馭一切，而其實上厄下制，少所作為。」
「上厄？」李鴻章詫異地問，「莫非何根雲還以江督自居？」
「雖不以江督自居，卻以蘇浙兩省的太上巡撫——」
據錢鼎銘說，薛煥與王有齡感念何桂清提攜之恩，庇護甚力；尤其是薛煥，近在咫尺，事事承命。他一再為何桂清請命，先跟王有齡合疏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後效」。朝命不許；從而單獨上奏，說嘉興方面的官軍將士，請何桂清去督剿，等克復甦州，再進京伏罪，朝命又不許。但何桂清始終還在上海；薛煥僅是為何桂清能不被捕，便已費盡心血，對公事上，自然就顧不到了。
「那麼，」李鴻章又問：「受制於下，又作何解？」
這是指蘇松太道署理江蘇藩司的吳煦：他是上海的地方官，而且兼管海關，餉源都握在他手中。吳煦其人，自然是精明的一路；但對軍務一竅不通，他的唯一辦法是用重金、募洋將，自從用美國人華爾收復松江，益發以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句話是至理名言；可是大把銀子散漫地花，反而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