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許多歷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柢，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會」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幾乎沒有實際參與。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只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運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只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後，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後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志」的發源地和推動者。它也是化這一意志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範」的運作方式、抽象理論，和領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團體，都只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餘；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大了統戰範圍；縮小了打擊目標。把大清帝國的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韃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把「韃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恢復」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麼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
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只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塗，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乾淨利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麼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會」於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於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鄧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幹部三十餘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制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於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序了。其後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謚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徹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用不著做急色鬼。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聖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託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諢名），而期其有成，豈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調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後是必然要出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三權已足，五權不夠
精通「國父思想」、「孫文主義」的專家們，可能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只提了三權；國父還有「三民主義」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於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能詳答。簡而言之，我們要知道，國父也是遜清遺老，去古未遠。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可取的兩大制度：「考試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們延續下來。於三權之外，另設「考試權」和「監察權」。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都只是「農業社會」和「中央集權」前提下的天才發明。可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裡，他兄弟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在一個多重中心的現代化社會裡，要「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以這超級工業化的美國情況來說吧。凡是沾上要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要考（雖然「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且看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 worker）、警察、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嘗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地產經紀、貨車駕駛員、出租車駕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駕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伕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別強調者，只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試問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闆呢！「考試院」派啥用場？
至於「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制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台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的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于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於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淺顯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後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廈門）。亨利．喬治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光緒二十二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後，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易瞭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裡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後來頒布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藍本，只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於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只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