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在同盟會成立前兩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還只是個灰溜溜的會黨頭目。他顯然自覺在日本久住無聊，乃於是年九月底離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時中山潦倒到資斧全無，由僑商黃宗仰慨贈銀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別八年重返檀島，再轉美洲大陸的道理，顯然是他在遠東兩次「起義」（光緒二十一年與光緒二十六年）之後，一籌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覓機緣。中山先生這個人的長處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必要時破釜沉舟，為著遠大目標，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這就是不拘小節的英雄本色。寫歷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個循規蹈矩的聖賢或迂夫子，就大錯特錯了。他此次回檀島，發現他早年的小團體早已風流雲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黨的天下。他的家這時還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織，嫂不為炊」了——這位滿口大話，不事家人生產的「老二」，他們怎能相信他後來竟佩「六國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於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幫」（致公堂）當了「洪棍」。洪門的義氣居然幫助他穿過美國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進入美國。
中山於一九○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應中國旅歐學生之約去歐洲。他在美國由西岸到東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無非是組織「興中會」，並籌募革命經費。顯然的他是一文未籌到。正式加盟願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據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馮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載，也只找到鄺華泰一人。兩個人，革什麼命呢？真是可歎。因此在一九○四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中山形單影隻地住在紐約市貧民窟中的一間單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蕭然。雖然他個性倔強，永遠不認輸！
可是就在中山命運的最低潮，「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時，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國旅歐學生匯來一筆巨款，據說有八千佛郎（亦譯「法郎」）之多，並約他即時赴歐，共商救國大計。這一下峰迴路轉，中山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進入一個新紀元。
大清帝國「牆倒眾人推」
旅歐中國學生何以忽然心血來潮，匯款邀請中山呢？原來就在中山這段不得意的時期，革命意識和時機卻在中國大陸迅速上漲。在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簽訂之後，全國上下還寄望於康有為、梁啟超所發動的「強學會」和「變法維新」。孰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徹底的失敗了。失敗之餘，大清帝國也就在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幾乎遭了瓜分之禍。筆者曾另有專篇紀其大略。別的不談了，就說香港吧！九龍就是在這一年被英國強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時至一九九七年，租約期滿，女皇陛下就要按期歸還了。也就是這一年，德國強佔了膠州灣；它的老搭檔帝俄也「租借」了旅順、大連。為阻止此二強壟斷中國東海岸，英國又加租了威海衛。法國不甘後人，一下也就霸佔了廣州灣。大小帝國主義這時在中國都大搞其「勢力範圍」；要不是列強的野心為「均勢」（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們早就把「東亞病夫」這個大清帝國瓜分了——那個不幸的「歐洲病夫」鄂圖曼大帝國就是被他們這樣啃掉的。時至今日那個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獨裁海珊，還想「收復失地」——併吞同文同種的科威特，哪裡由得他呢？
在光緒二十四年大清帝國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可是我們那個昏聵糊塗的慈禧老太后，竟然異想天開地搞出一套「刀槍不入」的「義和拳」，來「扶清滅洋」；那就荒唐透頂了。作者落筆至此，何敢冒犯那品質高貴、大義凜然的貧下中農所組織的「義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們氣功未練好，惹起了「八國聯軍」，又抵擋不了洋人的刀槍直入。在＜辛丑條約＞中累得我們四萬萬無辜老百姓，每人各賠紋銀一兩罷了。——那時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賠了十多兩銀子。因此在下寫這段歷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權利。
拳變剛了，又爆發了兩大強鄰的「日俄戰爭」（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這兩個混帳的帝國主義竟然為搶奪我中國的土地財寶，在我國境之內，開起火來。而更混帳顢頇的，卻是我們的滿清政府。它無力阻止兩個強鄰在我國土上作戰，竟然公開地把遼河以東的土地，劃為「戰區」，而自己在遼河西岸，宣佈「中立」。
朋友，這時的中國哪裡還配稱為「國家」呢？我們連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還有個殖民國來保護它。我們這個「次殖民地」（中山警語）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時有若干知識分子對大清政府發點牢騷和警告，而那批滿族統治者竟能把臉一抹說，大清政權維持不下去時，則「寧贈友邦，不與家奴」。這種話哪是人類嘴裡說出的呢？
賢明的讀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時的中國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國內憂外患，發展到日俄戰爭前後，已變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碼知識水平的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燃眉之急。認識它的嚴重性，已不限於「得風氣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華僑了。因此就在這一兩年之內，國內救亡團體之組織乃風起雲湧。少數愛國者甚至不惜採取犧牲個人的行動，以暗殺滿清當道。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樾烈士（光緒四年至光緒三十一年）在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慘烈殉難，便是個突出的例子。這種恐怖主義雖無補於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憤之深；也炸得清吏膽寒。辛亥革命時，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鹹鴨蛋」光復的。老鄉吳樾導夫先路之功也。
這時長江流域的革命小團體之建立亦如雨後春筍。一般性的民變和小規模的組織撇開不談，那兩個最有影響的「華興會」和「光復會」，也就在這兩年成立的。「華興會」是黃興、劉揆一、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於光緒二十九年除夕（光緒三十年二月十五日；一說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在長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為主體。「光復會」則是光緒三十年秋成立於上海。蔡元培當選會長。成員有徐錫鱗、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蘇浙皖三省青年為主體。與兩會同時，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陸軍之內，組織了一個「科學補習所」（光緒三十年五月成立）。社員中有曹亞伯、張難先等，後來也都是革命陣營中的骨幹。一眼看來這些革命小團體，似乎是各地區青年分別組織的。其實不然。他們彼此之間乃至他們與「留日」、「留歐」、「留美」等學生團體的「海外關係」不但聲氣相通，會員之間更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的往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們的宗旨、目標和方法，實在是完全一致的。至於武昌起義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團體出現如「共進會」、「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其實都是上述這些小組織的駢枝機構。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君不見紐約市愛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類的戲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台」唱戲的。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麼中國人呢？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初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症，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牆倒眾人推」！眾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便是滿清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和性質。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幹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裡呢？要言之，則以光緒二十九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範」。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幹幹幹；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這個口號，孫文和楊衢雲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