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發，至今已整整八十週年了。為這八秩大慶，海峽兩岸乃至日本和美國的中華史學界，都在紛紛集會研討，並撰文以為紀念。在我們執筆之前，首先想自問一下，「辛亥革命」這四個字是誰發明的呢，或是誰首先使用的呢？筆者不學，自覺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爭議很大，姑置不論。且說「辛亥」。辛亥是我國歷史上傳統的「干支紀年」裡，六十年一循環之中的一個年頭。我國歷史自黃帝以降，已有七十八個「辛亥年」。我們這個「辛亥革命」是發生在第七十七個「辛亥年」。這個辛亥，在清朝歷史上是宣統三年；在西方耶穌紀元上，則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學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譯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們今日來撰文討論這個「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對的，便是「定義」的問題了。
辛亥革命的定義與爭議
我們如望文生義。則「辛亥革命」只是宣統三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到民國元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間兩個半月的事。這個狹義的用法曾為甚多中西專著所採納，然為本篇所不取。蓋「革命」究與突發的「政變」不同，它是長期醞釀的結果。只見其果，不明其因，是會引起誤解的。至於廣義的用法，似乎就應該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見影的後果了。——換言之，我們研討「辛亥革命」事實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國革命運動的全部過程。但是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運動，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這就有點爭議了。
一般的說法，總認為近代中國最早組織的革命團體，便是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以後，孫中山先生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興中會」了。光緒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起點。國民黨官書如是說；大陸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史》上，亦作如是說。
這一點實頗有可議，因為在興中會成立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和他的一夥同志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該文社成立於光緒十六年（另一說為光緒十八年），比興中會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繼泰、劉燕賓、何星儔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歷、社會背景，和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別號）他們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所以當中山於光緒二十一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好友——這兩個小革命團體，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在這個雙方聯合的新組織裡，他們決定用「興中會」為會名。因為「振興中華」這個響噹噹的名字，較之那酸溜溜的「輔仁文社」四個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後來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組織了一個「興中會」。這個遠在華北的興中會，與孫、楊的興中會毫無關係。據孔祥熙說，他們那時聽說海外有個「興中會」。他們喜歡「振興中華」這個響噹噹的名字，乃把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取個名字，也叫「興中會」。（這是筆者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對《孔祥熙回憶錄》時，聽到錄音帶內孔氏親口說的。當時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組織，當成孫中山興中會的「太原分會」，實是誤聽錄音的結果。）
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所組織的興中會，事實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也大致都是楊衢雲的班底。因為楊的團體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孫的團體還未滿二月。楊是香港的地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雙方強弱之勢是可以想像的。據說他們合併之後，選舉新會長（他們叫「總辦」或「伯理璽天德」）時，曾發生孫、楊之爭。據後來國民黨的官書所載，在同年十月他們預備搞廣州暴動時，孫曾當選「伯理璽天德」或「總辦」。後來「楊既獲大權，遂藉端要挾，而請（孫）先生以（伯理璽天德）相讓。鄭士良、陳少白等聞之大憤，極力反對，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內訌，力表謙讓，即以此席讓衢雲……」云云（見《國父年譜》頁六八至六九）。
這段官書頗難說服任何公正的讀者和歷史家。如所敘屬實，那可能不是楊的「藉端要挾」，而是孫的黨羽為擁孫，暗中想搞殺楊的「苦撻打」（coup d'etat），為孫所阻。官書甚至說楊衢雲排滿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組織「輔仁文社」的叛逆行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結果（見前書頁五○）。這些似乎都是想像之辭。有人或許要說「輔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輔仁」；它是個社交團體，而非革命團體。其實辛亥首義時，最活躍的一個組織則是「文學社」。文學社卻是革命團體，而非社會團體。所以名字與實質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時期。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或以辭害義。
須知楊衢雲開始其革命行動時，孫中山還是個用功的醫科學生。光緒二十年中山還親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呢！他「上書」不幸被拒。如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而重用了「孫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嗎？哪還搞什麼「革命」（他們那時叫「造反」）呢？所以在這一階段裡，楊衢雲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孫在「上書」被拒後走上排滿革命之途，所受楊衢雲的影響，倒是很明顯的。
再者，「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和性質也只是個「銀會」。會員每人出「底銀」五元，「股銀」每股十元，購買愈多愈好。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事業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除報國之外，「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見馮自由著《興中會組織史》及＜香港興中會章程＞第八條）所以在檀香山的「興中會」裡孫逸仙是在暗中籌款造反，而絕大多數「銀會」會員，則是在買「樂透獎」。這個興中銀會的會長也不是孫逸仙而是殷商劉祥。但是孫卻是這銀會首會的得利人——他籌到港幣一萬三千元，外加個「興中會」的組織名義。有了這些本錢之後，中山便匆匆趕回香港向楊衢雲洽商（事實上是bargain）兩會合併的事務了。合併之後，會長一職順理成章自然應該是楊衢雲。是年十月，他們竟然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桿」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起義。試問中山皮包裡的一萬三千港幣，能買幾枝「洋槍」呢？這些起義的本錢，顯然都是楊衢雲搞起來的。中山半途加入罷了。可惜楊氏早死——光緒二十七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殺於香港，他的事跡功勳就被埋沒了。所以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
筆者寫這段小辯正，絕無意貶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相反的，我們是更上層樓地尊崇他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民族領袖應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領袖的地位。因此我們不願採用「黨史家」為「黨魁」作傳時，視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譜牒方法罷了。
得風氣之先的華僑青年
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先生，恕我大膽的說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甚至如粵人俗語所說的「金山仔」。筆者蝸居紐約四十餘年，在「窮人哈佛」的紐約市立大學從兼課到專任，教書經驗亦有三十餘年。在我課室內進進出出的華僑小青年，亦不下數百千人。我平時總歡喜舉中山先生的故事來勉勵他們。行行出狀元，如今雖做不到大總統和國父，但不斷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點「大事」嘛！其實我的學生中，卓然有成者，亦為數頗有可觀。
相反的，我們如以中山先生比諸今日僑生，他老人家其實也是當年的華僑小青年之一而已。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華僑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是鑄造後來革命家孫文的社會條件。
大體說來，他們的特點約有數端：
一、工農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類多貧僱農、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時以上。他們除舊有的觀念和道德標準之外，平時沒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
二、小華僑們受父兄寵愛，甚至溺愛；類多豐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頗可上進；惡子弟，則至為墮落。
三、教育水準，下輩平均都在高中以上，遠超過長輩。——當年老輩華僑多不識字，縱識字也不過稍讀「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而已，而下輩則於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語了。
四、以說漢語的「弱勢文化」，在海外對抗西語（英語）的「強勢文化」，老輩多不諳外語，為自尊自重乃堅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輩華僑，較之國內人民，更為保守；而講「雙語」的小輩於自卑之餘，則趨向「全盤西化」。所以他們父子之間「代溝」極其嚴重。筆者本人便不時為學生父子間之衝突，排難解紛。中山先生與他的長兄孫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師的程度，吾知其衝突根源所在也。處於我輩今日，「西化」與「現代化」固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