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從「聯俄容共」到「聯美容國」
根據長期研讀中國近代史的心得和長期居住於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體驗，筆者於民國四十九年曾發表一篇論文，曰＜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1），在拙文中，我認為近代中國從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傳統社會，逐步走向以工業經濟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發展程序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循序作波浪式前進的。中國要現代化，就要通過許多次險惡的波濤，然後才能風平浪靜，漸次走向富強康樂的太平盛世。
但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發展，在通過這些不同的「階段」時，各個階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題。這些主題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們坐在皮椅上幻想出來的，它們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演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幻逐漸鑄造出來的。換言之，它們是客觀機運參以主觀智慧逐漸融會貫通的，不是根據工程師的藍圖，一層層造起來的。
再者，這些不同階段的主題，且往往是前後對立的，峰迴路轉相互矛盾的。因此一個政黨或一個政治家，在推動一種現代化運動之時（不管這一運動是激進的「革命」或緩進的「變法」），他們都要抓住各該階段所特有的主題，從而推動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抓不住主題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時代所遺棄，甚至流入「反動」，變成「革命對象」。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題而亂搞不急之務，躐等前進，那就變成空想或過激。空想、過激，對群對己都是有害無益的。他的運動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階段的空想，往往也可變成次一階段的主題。如此各「階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不能「畢其功於一役」（2）；它是或緩或急，永遠不斷地向前流動的。
二十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作者個人如今亦已兩鬢披霜。但是把民國四十九年以後，國史上所發生的事實，再為昔年拙文作補充註腳，則益信當年管窺所見而提出的「假設」，有其史學上的真實性。因此不揣淺薄，再次以一管之見，對孫文先生之思想的發展過程，從宏觀著眼，加以檢討，來闡明孫氏思想之發展亦有其配合時代前進的「階段性」。孫文之幸運和偉大之處，便是他居然能兩度掌握主題，並從而領導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兩個極重要的階段——那個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蘇聯的「聯俄容共」。
孫中山對「聯俄容共」這一階段、這一主題之掌握，簡直與鄧小平今日的「聯美容國」政策，前後輝映，有異曲同工之妙！讀歷史的人，如把這兩件史實攤開來比較著看，真不禁拍案叫絕。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我們今日能把孫文思想發展的經過和他所掌握的各主題的「階段性」來分析一下，其意義也就不止於單純的歷史研究。它對目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也應有其鑒往知來的作用吧！
為孫文正名
讀者之中可能有人對拙文文題，首先便要提出異議——為什麼不用「孫中山」之名，而要用個並不太通俗的「孫文」呢？這點，我得首先解釋一下：我們寫歷史的人，對所討論的足以永垂史冊的歷史人物，應該用他在歷史上活動的本名，不該用那些後來才使用的通俗名字。列寧原姓烏里揚諾夫，但是他在歷史上所發生作用的名字，則是他的化名「列寧」。史書上、檔案中但見「列寧」而不見「烏里揚諾夫」，所以歷史家就該用「列寧」。愛新覺羅．溥儀，民國初年的人都叫他「宣統」，或「宣統皇帝」，但是寫歷史的人，則應叫他「溥儀」。曾國藩在清朝的謚法是「曾文正公」，寫歷史的人則應叫他本名。國民政府給予孫文的謚法為「國父」，寫歷史的人也不應該用謚法稱謂。秉筆直書的史家如用謚法稱呼，就只能寫歌功頌德書，而不能寫史書了（3）。
「孫中山」之名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稱為「中山先生」的這位先生本人，卻一輩子未嘗自稱為孫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來個，但是他在歷史上活動的名字則叫「孫文」。他自己生前所習用的，以及有關於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孫文」。（4）
「中山」一名的真正來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說他一度用過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說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貶抑中國的意味（5）。梁啟超（同治十二年至民國十八年）在本世紀之初，與孫氏作保皇與革命鬥爭時，向康有為（咸豐八年至民國十六年）作報告，亦偶用「中山」一辭，亦似有不敬之意（6）。
二次革命之後，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漸普遍。首用「中山先生」這一稱呼而含有敬意的，據說是章士釗（7）。此事猶待續考。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一點便是，孫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圖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稱中山；在他所簽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與他有直接關係的公私文件，亦向無中山之名（8）。所以我們今日用中山之名來為他開個紀念會，固無不可，但是史家正式執筆為他紀事或作傳，則該用他的本名「孫文」，不該用「孫中山」了。
「驅除韃虜」的口號叫對了
孫文曾把啟蒙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分為三等，曰：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9）。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這一段時期，在中國搞「洋務運動」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點先知先覺的成分。因為在近百年來中國步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西化」與「現代化」實是那個時代——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同義字。魏源（乾隆五十九年至咸豐七年）那一輩洋務派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10），著重的是堅船利砲。張之洞（道光十七年至宣統元年）那一輩，則主張「西學為用」。他們比魏源進了一步，因為他們要「用」的，已不止於堅船利砲了（11）。到康有為主張以西法變中法，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則其西化的程度，已經由「用」而及於「體」了。（12）而孫文（同治五年至民國十四年）當年那一批小華僑們，則主張「驅除韃虜，建立民國」（13）。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點「全盤西化」的意味了。
整整一個世紀快過去了。今日我們讀歷史的這批後知後覺，來翻翻滿清末年的老帳，覺得孫文這一派所抓到的實在是那個時代的主題。當時在海外定居、留學的小華僑和留學生如孫日新（中山學名）、楊衢雲等，對這個主題均已洞若觀火，可是國內的知識界則尚見不及此（14）。
由民族革命從而建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實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現象。一部現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諸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史；它也是工業革命初期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亞當．史密斯（雍正元年至乾隆五十五年）撰寫的《國富論》中所論之「國」，便是當時在英格蘭小島上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建的英國（15）。美國革命時期的十三州，事實上也是一個民族國家，其後擴張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國主義，才對其它民族兼容並包的（16）。
這一民族國家在十九世紀之末季，由於德意志和義大利之統一，並產生了許多民族英雄的傳奇故事，民族主義竟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17）。白種帝國主義者尚且如此，則被壓迫民族就不用說了（18）。
我國的滿清皇朝到十九世紀末年，實在是氣數已盡，無法再繼續下去；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擊中要害，它會無限期地苟延殘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錯誤，便是他沒有抓住這個主題，而亂搞其不急之務的「天父天兄」，終至身死國滅，為史家所笑（19）。他那時如只搞單純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風披靡了，「中興名臣」云乎哉！
所以從實力上說，孫中山比起洪秀全來，相差不知幾千萬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國不亡於洪、楊，卻被孫文的幾個口號叫垮了，何哉？主題使然也。孫中山把主題摸對了，幾顆炸彈一丟，滿清帝國就土崩瓦解了（20）。
我國戰國時代軍閥打內戰，有個叫智伯的用河水來灌人家城堡，灌得對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說：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國（21）！其實亡人國並不必灌水。只要主題找對了，叫它幾個動聽的口號就夠了！打內戰，口號比洪水厲害多了呢（22）！
孫文這個「驅除韃虜」的口號是叫對了，因為它主題鮮明。在這個主題之下，把大清帝國之內一切罪惡，都派給韃虜去承擔，打擊面縮小，抵抗力也減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韃虜驅除，中華恢復，則其它一切枝節問題似乎均可迎刃而解。這一響噹噹的口號，在那時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決定了大清帝國覆滅的命運。所以武昌城內一聲砲響，舉國風從，「辛亥革命」就變成個歷史上偉大的里程碑了（23）。
美國模式的困擾
以孫文為精神領袖的「驅除韃虜」這個模式的「革命」，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洪武元年，鳳陽人朱元璋就照樣的驅除韃虜、建立明朝。朱元璋的問題不大，他把韃虜驅除了，按照傳統模式，做個「開國之君」，則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可是這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