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大清帝國，在中日「甲午戰爭」（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之後，還苟延殘喘了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至宣統三年）。在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經歷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機，和一項轟轟烈烈的救亡運動。這三大危機是：
戊戌變法（光緒二十四年）
庚子拳亂（光緒二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七年）
辛亥革命（宣統三年至民國一年）
穿插在此三大危機之間，有一項起起伏伏的救亡運動。這項救亡運動，始自公卿大夫、知識分子所推動的「自強運動」和「維新運動」或「變法運動」。到拳亂之後，再次落實為朝野一致認可的「立憲運動」（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吾友張朋園教授，便是今日專攻這一運動的，海內外第一號大專家。
戊戌變法註定失敗
關於這三大危機，筆者曾自個人零碎的英文講稿回憶改寫，斷斷續續的寫了十餘萬字。承紹唐先生不棄，幾乎全部在《傳記文學》中連續刊出。筆者是個中國農村出來的山野村夫，習慣於莊子所說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對廟堂文學沒有興趣。因此試論上述三大危機，則拙著可能與嚴肅朋友們的學報史學，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習相遠，每個治史者，都有他自己個別的看法。司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也。對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難盡了。
就說「戊戌變法」吧！我的史學界的朋友們，一般對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認為從歷史上看，尤其是悄立於巫山十二峰之巔，俯看滾滾洪流的「歷史三峽」，不論是從宏觀認知，或微觀探索，戊戌變法都是註定要失敗的——只是那時推動變法的英雄們，從光緒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見罷了。但是史學工作者（且用個時髦名詞），於一百年之後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來，我們敬愛的政治領袖們：孫、袁、蔣、毛、鄧、江、李（李光耀、李登輝、李鵬），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變法改制」嗎？今日李光耀、李登輝，這二李變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個「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時，江亢虎要搞「社會主義」，孫文大總統對他說，將來把崇明島劃給你，你先到崇明島上，去實驗實驗再說。孫文總統幹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個「社會主義實驗島」了。後來毛澤東的毛病，便是他應該先到祟明島上去試試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則兩千五百萬（一說四千萬到六千萬）貧下中農就不會餓死了。
「二李」現在兩個小島上的實驗，都是「奇蹟」似的大為成功！雖然小李還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麼鳥「父權」。——其實光耀、登輝都是老子的好後代、佳子弟。伏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於比他們統治區要大上一千倍、一萬倍的大陸，不才估計，至少還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變，不生意外，到民國一百二十九年，我們歷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轉型」，大致就要完成了。歷史走出三峽，國泰民安。我們就可霸霸莊，搞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說是從「宏觀」立論。——我們變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見端倪。光緒爺「載湉小丑」（吳稚暉語）算老幾？！他要聽康有為的話，畢「百年」之功於「百日」（所謂「百日維新」），豈非荒唐哉，笑話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們不妨再以「微觀」史學的法則，去探索探索康有為、康老大、康主席，這個「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的通天教主，毛澤東之前的最自信、最誇大、最獨裁的「今文學」死胡同中的「教條主義者」。筆者對康聖人所論已多，不再重複（見拙作《解剖康有為》，及其它相關各篇）。至於我的兩位最好的朋友黃彰健院士（大學同班）和汪榮祖教授（小同鄉），有關康氏的越洋筆戰——考據康有為遺著的章句之爭——我就認為是一種《水經注》之學，是文人行有餘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間與「變法」無直接關係也。
記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師說＜爾汝篇＞、＜吾我篇＞及《水經注》中各項考證，就歸而感嘆：國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適，還在草廬之中品琴棋書畫；渺小若余，亦不忍為之。作詩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爾吾」之句。
總之，吾讀康聖人之書，宏觀上他必然失敗，固無論矣；在微觀上他也非管（仲）、蕭（何）、諸葛之流，康是史達林、毛澤東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國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個「毛主席」而已。誤盡蒼生則有餘，其它就不足多論矣。
在他的變法運動已至最緊張階段，眼看西後即將回宮，廢立便在目前，光緒自覺「朕位不保」之時，據大陸最近發現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們的確是擬有計劃。要搞宮廷政變；囚殺西後，擁光緒獨裁，變法改制。但是這幾位縛雞無力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搞「苦撻打」呢？（用句今日台灣俚語）他就卯上袁世凱了。——須知變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採軍事政變，苦撻打、宏大，那就化「變法」為「革命」了。如此則康有為就不是康有為了；康有為就是孫文了。
不搞「和平變法」，改搞「軍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傷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個「武昌起義」。既起義矣，那窩小革命騎虎難下，不得已才找個「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但卻在英國留過學的清軍協統黎元洪來當頭頭，領導造反。
讀者知否？造反在滿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惡之首，犯者誅三族，本身凌遲處死（紅衛兵小將叫做「一身剮」）。——這個大辟之罪呀。在蔣、毛二公時代，都叫做「反革命」。從汪壽華（民國十六年上海工運領袖）、鄧演達開始到王實味、高崗、饒漱石、劉少奇、林彪，國共兩黨所殺的「反革命」加起來，至少一千萬人！不是危言聳聽吧！現在「反革命罪」改叫「顛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剮」、「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顛覆政府罪」，日子還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這個「黎菩薩」（元洪的諢號），在甲午戰爭時泅水逃生，幾乎為國捐軀。現在長得胖嘟嘟，官運看好，他原不要「顛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來帶頭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則為王，敗則流亡。失敗了，也不會搞個「一身剮」。你要不答應呀！哼。人頭落地再說。——元洪思前想後，據說長吁短歎，淚流滿面，最後悽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參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變法時，譚嗣同一夥搞不下去了。他們卯上了袁世凱，也叫袁世凱做辛亥時的黎元洪，來領導搞軍事政變。把頑固的葉赫那拉老太婆抓起來，甚或殺掉。最近史料顯示，他們是預備把老太婆殺掉的……。詳情筆者曾有深入的記述，此處不必再提了。
總之，當譚嗣同於九月十六日夜訪袁世凱，把這項政變密謀向袁洩露時，袁氏後來回憶說，他那時傾聽之下，直被嚇得「魂飛天外」。——我想這「魂飛天外」，可能是事實。不特袁也，那時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況之下，都會「魂飛天外」的。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話
袁世凱在突然間的「魂飛天外」的精神反應之後，這位現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擇又如何呢？歷史家不是他「肚裡的蛔蟲」，不應亂猜。但是客觀形勢卻明顯的擺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節所談，從宏觀史學著眼，戊戌變法斷無成功之可能。這一點，袁世凱看不到。那是百年後歷史家的結論。當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識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務實派的官僚，他所見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現實——他要根據這個鐵的現實，來決定他的政治行為。——袁是老謀深算的張作霖；不是那躁急衝動的張學良。
那時的鐵的現實是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則是西太后要把光緒皇帝囚起來，只需動動嘴，一句話。
光緒皇帝和他幾位「近臣」——四個年輕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和那志大言誇，沒有一天行政經驗的教條主義者的康聖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個師長，到頤和園去搞個西安事變，絕無此可能！這一鐵的事實，那是這位目光如電的袁師長，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凱那時的實際官銜是直隸按察使，從二品）。
毋煩師長操心，我們搞歷史的越俎代庖，來替他扳扳手指。——袁有精兵七千人，駐於天津塘沽之間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緒的「衣帶詔」（並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個「西安事變」，把頂頭上司榮祿殺掉。榮祿是好殺的？這一點袁世凱就做不到。
縱使做到了，袁還要發個＜討武曌（則天）檄＞，帶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時統率武衛前軍的聶士成、武衛後軍的董福祥都是悍將，打洋人不足；打內戰有餘。袁世凱有把握能消滅他們？縱使能消滅他們，也保不了光緒。光緒爺如人頭落地，還有啥「王」可以勤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