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這個名詞對每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都是耳熟能詳的。它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連續發生了兩次。兩次都在中國這位老人家病入膏肓、九死一生之時，搶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門戶開放」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三年（光緒二十五年至光緒二十七年）之中，正巧也就在義和團和八國聯軍大亂之時。它是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道光十八年至光緒三十一年）和那位接著康格出任美國駐華公使，自稱「大美國駐華欽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咸豐四年至民國三年）二人全力推動的。
海、柔二人所全力推動的這次門戶開放，粗淺的說來有個四句偈的要義，那就是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門戶開放、利益均霑」。這條要義的推行，海、柔二公是為著百分之百的美國的利益，美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國主義的利益而構想的。他們並沒有對「支那蠻」（Chinaman）的利益想過半分鐘。相反的，在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上，這三年也正是美國「擴張主義」的最高潮。「門戶開放」和它原先搞「門戶關閉」的所謂「門羅主義」一樣，都是「擴張主義」的一部分。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形式」，正是他對這段世界史深入的觀察。——在下是個以「筆則筆、削則削」自許的臭老九，絕不因老列的帝國主義也崩潰了，就對他打落水狗。
事實上，就在這個「門戶開放」年代，數十萬我們的旅美先僑，也正在最野蠻的所謂《排華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壓迫之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夫妻兒女數十年不能團聚。我們的駐美公使伍廷芳是條漢子。為著護僑，他不惜攘臂力爭。正因為他是個第一流的外交官，美國國務院就對他作最橫蠻的杯葛和孤立，使他數年不能約見國務卿一次。光緒三十一年在中國國內也爆發了全國規模的反美和抵制美貨的群眾運動。——那是一樁有高度理性的愛國運動；不是像後來紅衛兵那樣胡搞啊！
所以那時橫蠻到絕頂的美國統治階層，何愛於與禽獸同列的「異端支那蠻」（這是當年加州的《排華法案》上對中國移民的定義）。可是此次他們所推動的「門戶開放政策」，卻搶救了衰邁的大清帝國一條老命，使它維持了「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四人幫、義和團闖下了如此滔天大禍，結果我們全體老百姓只各賠紋銀一兩銷案！你說這不是異數？沒這個門戶開放，我們這個古老的「東亞病夫」，可能就要和無用的「歐洲病夫」（The Sickmen of Europe）的鄂圖曼大帝國（Ottoman Empire）一樣，被各帝國主義大卸八塊的瓜分了。
老美救了我們一命的偉大友誼，我們就應該泣血稽顙，感恩圖報哉？朋友，國際間哪有真正的道義之交，大清帝國只是在各國的「利益均霑」的前提之下，與老美有點利害相同，也就無意中沾了點光罷了。當然，那時主持我們外交活動的東南三督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也是功不可沒的。讓我們再回頭看看在八國佔領中的北京情況，和我們三位外交領導是怎樣地撐持危局的。
長老會的牧師也佔領王府
前文已略言之，在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中旬，當七國侵華的雜牌聯軍一萬六千人，攻入北京時，他們是把北京分成幾個佔領區，各佔一區；留一區給他們的德國總司令和後至的七千德國兵來佔領。天道好還，這正和民國三十四年蘇美聯軍分區佔領柏林一樣。只是他們尚未在北京城攔腰築道圍牆，把北京一分為二罷了。
讀者試想，那時我們的大清帝國是何等窩囊，竟讓一隊兩萬左右的雜牌洋兵，佔了北京，橫行華北，這些洋兵在北京姦殺擄掠，是橫行無忌的。那時軍紀最壞的是俄國兵——壞軍紀是俄國兵的傳統。二次大戰後，佔領我東北的正規蘇聯紅軍亦不能免。作家蕭軍就是因對這批老大哥的行為不滿而被毛澤東罰令勞改的。
庚子十月始趕到北京的德軍，其軍紀之壞也是無以復加的。他們和二次大戰時的日軍一樣，為對被征服者顯示威風，殺人強姦擄掠，都是不犯軍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軍，倒頗為不同。那時的日本剛做了外黃內白的香蕉帝國主義。初嘗滋味、查德甜頭；他們要自我表現，力爭上流，因此作戰爭先，擄掠落後，一時頗為他們入侵的友軍和本地華民，另眼相看。
入侵敵軍的為非作惡，是可以想像的。可是原在東交民巷避難的上帝使徒，一旦重獲自由，居然也加入為非行列，那就出人想像之外了。當東交民巷和西什庫大教堂一旦被解圍之後，數千教民在數十位外國傳教士率領之下，乃一哄而出，在七國聯軍於大街小巷盲目擄掠之間，他們對北京城內情況最熟，就擇肥而噬，作起有系統的掠奪了。就以那時原在北京傳教的長老會中青年牧師都立華（Rev.E.G. Tewksbury）來說吧！在聯軍入城之後，他居然也強佔了一座王府。這座王府的主人可能是個「世襲罔替」的親王，他府內有各組建築五十餘座，大得嚇壞人。但是這位小親王（根據史料不難查出）其時不過九歲，不可能與義和團有什麼關係；更談不上是什麼「毀教滅洋」的戰犯。但不論怎樣，那位僅有縣長資格的都牧師，就把這座顯赫的大王府（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帶）鵲巢鳩佔了。真是羨煞洋兵、妒煞同夥。
在都牧師搬入王府之前，此處已遭洋兵數度洗劫。但是王府太大，數度洗劫之後都牧師還找到白銀三千多兩（那時與美金比值，大致每兩值○．七四元）。單單這三千兩白銀就是個驚人的數字。因為後來都氏又在盧溝橋一帶為長老會購地興建一座郊區別墅，所費不過一千五百兩而已。
再者這五十座府內建築之內的傢俱陳設，各類名瓷和蘇繡湘繡的桌幃椅搭帳幔等物，所餘亦多。都氏竟異想天開地，擺起美國式的「跳蚤市場」，加以拍賣，大發其財。他的美籍友好，有的難免搖頭非議，而都牧師卻笑說是「上帝恩賜」。（見Marily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民國五十七年，pp.191至193。所引當時之第一手史料。此外本書作者所未及見的公私文件和國務院秘檔中亦觸手即是。）
這位老都立華牧師的兒子小都立華牧師（Rev Malcoml Gardner Tewksbury）。筆者亦曾有緣識荊。他是一位極可尊敬而熱愛中華的宗教老人；說得一口很標準的京片子。在五、六○年代裡，不知替多少對華裔新婚夫婦用漢語證婚。所引《禮記》、《詩經》也可信手拈來。他老人家後來衰邁時，有次深夜為黑匪毆劫，爬行回家。我們聞訊都趕去慰問。
都老和我們之間，教會內外的共同朋友極多。有的友好如看到上段拙文，可能覺得我應為尊者諱。我自己則覺得無此必要。蓋人類原是「社會生物」（Social Being）；任何個體的社會行為是擺脫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會。拳亂時代在華的傳教士，他們目睹當時貪婪暴戾的滿族親貴的胡作非為；目睹義和團小將的殘酷殺人。都牧師那時僅是位美國青年，在死裡逃生之後，對迫害他們的中國貪官污吏的報復心情，原是不難理解的。再者，他們的行為雖然也是擄掠，但與當時橫行街頭肆意姦殺的洋兵，究不可同日而語。更何況這些小故事都早經哈佛大學師生採為博士論文之素材；而名垂世界文壇的大作家馬克吐溫，在其文集之內，對此也有長篇大論的專著。既然是舉世皆知的史實，我們就更不必為華文讀者特意迴避了。
馬克吐溫仗義執言
上述這些故事除掉見貨心喜的人之本性之外，他們也有些不患無辭的理論根據。那就是既是拳亂的受害人，不特中國政府要對他們負責賠償；中國民間也有負責賠償的義務。他們不特要向政府索賠；也要向民間索賠。因此一旦入侵的聯軍大獲全勝之後，義和團銷聲匿跡，教士教民一哄而出，整個華北城鄉，就是他們的天下了。不用說城鄉各地原先被毀的教堂教產要勒令所在地區鄉紳士民集資重建，而所建所修者，往往都超出原有的規模。如有動產被掠被毀，則本地紳民不特要折價賠償，而所折之價，一般都超出原值甚多。被迫集資的華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遵命照賠，誰敢說半個不字呢？可是美國畢竟是個民主國家，上有七嘴八舌的議員，下有無孔不入的新聞記者，更多的是專門揭人陰私、挖掘內幕的「扒糞作家」（muckrakers）。這些神職人員在中國胡來，很快就變成北美各報章雜誌的專欄。事為大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道光十五年至宣統二年，原名Samuel Langhorne Clemens）所知。他為之氣憤不已，乃搖動大筆，在美國主要報刊上指名撻伐。教會不甘示弱，也組織了寫作班子。與馬氏對陣。但是事實勝於雄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