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
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年，庚子、光緒二十六年的「義和團」之亂，從星星之火燒成燎原之勢，實在是與當時山東巡撫毓賢的三原則分不開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賢的三原則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老實說這三個原則本沒有錯，錯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則化為具體的運用，不得其當，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這一條來說吧！當年由於列強對中國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國人在山東，俄國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已激起中國全民的公憤。
德國人在山東以教案為藉口強佔膠州灣，已無理已極，而德皇為皇弟海因利盍親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率遠東艦隊遠征中國，在漢堡所作之送行訓辭，什麼：「should any one essay to detract from our just rights or to injure us, then up and at him with your mailed first」（原文英譯載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倫教觀察報》London Spectator）。那時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員之一的翁同龢，在其日記上譯為「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德皇這一「揮拳」演說，那時是騰笑歐美的。世人固對德皇之橫蠻，嗤之以鼻，而對我華人之不爭氣，也是憐而鄙之。此事當時對我國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時在巴黎冷眼旁觀之法國史家柯利厄（Henri Cordier），便認為這種德國佬加於華民之刺激「縱非義和團興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見柯著《中西關係史》，卷三，頁三六五。轉引自摩爾斯《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卷三，頁一一一。）
至於德軍當時在山東之橫行，更是筆難盡述。當地百姓如對若輩稍事抵抗，動輒全村被焚，老幼難逃。某次在魯東日照縣，為一極小的民教衝突，在當地仕紳出面試行調解之時，五位在場仕紳竟被德軍強擄而去，送至青島拘留所，勒令執行極無理之要求。似此綁票勒索之行為，使在一旁觀察之美國外交官，亦為之忿忿不平而報請華府留意。（見美國駐華公使康格致國務卿海約翰的報告書。載國務院「外交檔」，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俄國在中國東北所犯的罪惡，就更是罄竹難書了。光緒二十五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順港違反條約，侵入中國境內徵收地稅。當地農民召集群眾大會並繕具申請書，請求免徵，態度極為和平恭順，而俄軍竟突然對群眾開槍，當場便打死農民和老弱婦孺九十四人，傷一百二十三人。（據西文《北華捷報》記者的專欄報導。）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當俄軍於黑龍江畔的海蘭泡（俄名「布拉戈維申斯克」）開始越境時，華軍稍事抵抗，俄軍便一舉將兩岸華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數屠殺，棄屍江中，江為之塞。此一屠殺，中國政府雖未敢深究，歐美媒體卻向莫斯科提出抗議，而沙皇政府竟聲言是邊遠駐軍擅殺，俄皇鞭長莫及，無能為力，搪塞了事。（見Arthur H. Smith著《震撼中之中國》（China in Convulsion），光緒二十七年英國愛丁堡出版，第二冊，頁六○七。）其後俄人在「江東六十四屯」一帶和其它城市中的燒殺，據各方報導，死傷華人二十餘萬，本篇也就無法詳加敘述了。（見李文海等編《義和團運動史事要錄》，民國七十五年濟南出版，頁二九七。）
以上所記只是根據西方官員和記者零星的報導，並非受害華人的誇大。當時如作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則入侵者之殘暴，就更是罄竹難書了。筆者不學，曾就清末民初各種中外衝突中，雙方的死傷數字略作比較，所得比率大概可說是一千比一。換言之，在中外衝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殞命，無辜華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賠）。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國傳教士二人被殺，德人藉口入侵時被殺之華人，加上中國官府在洋人要挾之下所殺戮之華民，以及民教衝突所造成的死傷，即不下數千人。——假如鬼神之說真有可信，以數千枉死冤魂，在耶穌之側、上帝之前，與在曹州殉道的兩位神父的幽靈，同時出現，互控冤情，在此情況之下，上帝和耶穌又何擇何從呢？
不幸的是，在類似情況之下慘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揚天下，垂譽後世；但是陪他們一道喪命的數千名華人包括婦孺，那就死得蟲蟻之不如了。史達林說：「死一個人是件慘事；死一百萬人只是個統計數字。」在那庚子年間，死掉任何一個洋人，都是個驚天動地的「慘事」；死掉千萬個華民，甚至連「統計數字」也沒有一個。但是中國人究竟不是個麻木的民族。在那千萬家披麻戴孝的寡婦孤兒的哭聲裡，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兒，都會拔刀而起和敵人拚命的，這就叫做「民憤」。在全國人民都感到國亡無日，都要和入侵者捨命一拚，這就叫做「民氣」。這股民氣，筆者這一輩在「八年抗戰」的日子裡，都是親身捲入、親身體驗的。老實說，八年抗戰就是當年全國人民以血肉之軀與不可一世的入侵強寇，死命糾纏，拚過來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間，八國入侵的時候，全國同胞國亡無日的感覺，實數倍於抗戰前夕的一寇獨來，尤其是在情況最緊迫的山東和東北。所以該兩地區民氣最激昂，義和團也滋長得最快。毓賢這個好殺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體驗到這種同仇敵愾的民憤，而感覺「民可用」。他覺得與其殺民媚洋，何如「用」民來除教滅洋呢？毓賢這一心態，事實上是與當時西後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後突然掌權而又顢頇無知的滿人小貴族的心態，如出一轍。他們但知民氣可用，要「用」它來「扶清」。他們怎知甲午、戊戌之後的腐爛朝廷，已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以它來「滅洋」，則洋又豈是氣功師徒「刀槍不入」所能「滅」掉的？
對民氣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氣，又沒個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義和團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無數次鍋爐大爆炸中的一次。
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賢究竟是個非科甲出身而習於殺人的莽漢。下棋不看第二步；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團應撫、匪必剿」的原則，應用起來，也漏洞百出。
山東那時是處於王朝末季的黃巾、赤眉時代。饑民遍地、盜匪如毛、邪門盈野。毓賢最初的辦法是以殺止亂。但是他縱是個嗜殺的屠夫——他有一個月殺五百人，一任殺五千人的紀錄——也殺不勝殺。最後改殺為撫。他撫的辦法是化零為整、招匪入團（民團）。他縱容，甚或授意，乃至乾脆鼓勵和認可，並發下「毓」字大旗，由徒弟眾多、能呼風喚雨的大邪門，併吞那些只有低級氣功，組織能力欠缺，而良莠不齊的小邪門，劃一名號，整齊服色，統名之曰「義和團」，以示這些組織是由他巡撫衙門認可的私辦民團。
這種以大吃小、化零為整，組織並統一指揮起義農民的辦法，原不是毓賢所發明的——那是我們的國寶。試翻我國歷代農民起義的歷史，且看陳勝、吳廣、赤眉、黃巾、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洪、楊乃至我們親眼看見的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的成長和擴大，都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毓賢所搞的與上述情況有個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為號召的。毓賢統一組織他們的目的卻是「招安」，為大清王朝「保天下」。這樣就變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賢無法真正把「義和團」化為「民團」。農民起義的造反大軍，「裹脅」起來是愈大愈好；官辦民團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洩民憤、主正義的義士之行，士氣極高。保衛腐爛王朝，助紂為虐，那就義士卻步，智者不為了。所以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始終未能步入正軌。它不是個正正堂堂的群眾愛國運動，而是以燒香唸咒，或間有「特異功能」的氣功師為主導，終於走火入魔的工農兵運動。——它缺少個「偉大、光榮、正確」而成熟的革命黨從中指導和策畫，因此它搞起「扶清滅洋」、「燒教堂、殺教士」，就變成紅衛兵式的打砸搶，亂來一泡了。但是紅衛兵究竟還要聽命於一個老謀深算，也可說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後在軍警環伺之下，偃旗息鼓，去農村下放學習。義和團沒個最高指示，在軍警也都相率入團之後，連「老佛爺」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變成了「拳匪作亂」。發展至此，連老太后也只好丟掉「盆底鞋」，梳上「粑粑頭」，化裝農婦，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來「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鴻章替慈禧推卸戰犯責任的外交辭令（見下篇）。
所以毓賢的「匪必剿」的原則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饑民的化身。饑民在被「剿」得走投無路之時，便入「團」受「撫」。受撫之後還是沒飯吃，那就繼續為匪，終於良莠難分、團匪並存。加以毓巡撫對教民有成見，又沒有辦外事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