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要「國父」拜師
甲午戰後在中國興起的政治改革熱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進、緩進兩派的。康有為所發動的緩進派，比楊衢雲、孫逸仙所搞的急進派還要早兩年——孫中山於光緒十九年在廣州行醫時，原來也是個緩進派。他為仰慕康氏，曾託友好轉致結交之意。誰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拒不見孫。中山原也是個「捨我其誰」的人，何能拜康有為做老師呢？二人因此就緣慳一面了（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孫上書李鴻章時，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捨緩就急，遂轉往夏威夷自組其「興中會」，並結交了楊衢雲來聯合造反。誰知楊衢雲又是個唯我獨尊的人（見《謝纘泰回憶錄》）。一槽容不了二驢，中山其後竟變成急進派的單幹戶。
康有為原來也是個求政治改革的單幹戶。當他在傳統的科舉制度裡屢考屢挫的沮喪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舉制度，甚至所有傳統官制和社會習俗之沒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帶租界裡的所見所聞，益發增加了他要求改革開放的信心。光緒十四年秋，那時年已三十一歲，在北京參加鄉試，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為，感身世之落泊，思國事之蜩螗，內心實在忍不住了，乃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得勢而頗負時譽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標，投書論國是。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論國事，評時政，並自述身世學養，發懷才不遇的牢騷，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分子的老傳統。在那個既無報章雜誌能讓你投稿，又沒有民主牆能讓你貼「大字報」的專制時代。這本是窮知識分子發表政見，和在人才市場標售自己唯一的辦法。「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們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條腿「千里馬」自況的韓文公韓愈，便用這種方法在人才市場亮過相。同樣的我們那位「斗酒詩百篇」、古今第一大詩仙李白，也在這一自由市場中標價出售過自己。篇前所言，我們的孫國父，不也上過書？
那些「買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權貴，為著「愛才」、為著「頗受感動」，或許只是為著「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往往也「禮賢下士」一番。如此勞資兩利，相互宣傳，足使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也得以揚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這個傳統之下，康有為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後，竟頗受青睞。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透過皇帝的老師上書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師」。他是同治、光緒兩個小皇帝的老師，出入宮禁三十餘年。在百日維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去替光緒講書的。在小皇帝日漸長大，垂簾老太后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銜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權勢亦可想見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狀元及第」，系出所謂「父子宰相、叔姪狀元」的翁氏名門，真是天下無雙的士林泰斗。
有了這樣一條好「關係」和大「後門」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場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漲。台閣之中既不乏紆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結為榮。這樣一來，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著國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寫信，也是我國的老傳統。自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製。可是搞「上皇帝書」是有重大冒險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龍顏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蠶室」，弄到殺頭抄家的下場。
康有為搞第一次「上皇帝書」是在光緒十四年，也就是他見重於翁同龢的那一年。這時剛好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餘丈」的災難。這在傳統的迷信上，叫做國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誇大這個天意，上書請皇帝「變法維新」；並責難朝廷「不復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遞。孰知翁氏覽書膽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書雖然上不去，可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該書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嘔心瀝血之作；一篇膾炙人口的政論文章，遍傳海內。水漲船高，有為也就隨之文名大噪。因此這年他落第還鄉，辦起「萬木草堂」來，不特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而來；那位潛龍在田的孫中山也想結交他一下。中山於光緒二十年向李鴻章上書的靈感，可能就得自康有為。
「公車上書」始末
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想不到時來運轉，於光緒十九年，三十六歲的老童生居然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有了「舉人」的資格，康聖人也就可以與比他小十五歲的天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去北京參加「會試」，爭取「進士」的學位，作「天子門生」了。
康、梁師徒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及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兩度入京。這時中日「甲午之戰」方酣。我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全國震動、人心惶惶。朝臣或主遷都抗戰，或主訂約媾和，莫衷一是。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他那並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而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實行議約謀和，因此也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大事。——朝中也隱隱地形成帝後二黨，暗中對立。
就在這國族岌岌可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第一，光緒二十年這一年慈禧太后（道光十五年至光緒三十四年）虛齡六十歲。這位有權而無知，當國三十五年性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用了海軍經費和京奉路款，加上內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去白銀數千萬兩，大修其「頤和園」及東陵的墳墓。奇技淫巧，工匠藝人，麋集北京，極一時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舉制度中的「會試」之年。各省新科「舉人」數千人，各傾家當，齊集北京參加會試。
誰知就在這場熙熙攘攘的假繁榮裡，忽然漁陽鼙鼓動地來，王師潰敗，噩耗頻傳。光緒二十一年初春當乙未科進士正企待發榜之時，《馬關條約》中對台灣與遼東之割地及兩萬萬兩賠款之噩耗，亦適時而至。一時群情鼎沸。新科舉人數千人乃發動學潮，伏闕上書，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灣籍青年舉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時，康氏原有他「上皇帝書」的老底子；梁則是一位「筆端常帶感情」的煽動性作家。所以學潮一起，他師徒就領袖群倫了。
在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陰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師徒經一晝兩夜之力，寫成上皇帝「萬言書」三章，呼籲「拒和」、「遷都」、「變法」。十八省在京舉人集會響應。一時聯署者多至一千二百餘人。五月二日（陰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師徒領隊，率十八省舉人及市民數千人，齊集「都察院」門前，遞請代奏。——此一群眾集會，也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所發生的第一次學潮吧。這就是那樁名垂史冊的「公車上書」了。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康梁這次上書是連一部「黃包車」也沒有的。所謂「公車」者，在一百年前無人不知；一百年後就無有人知了。原來在兩千年前的漢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舉薦的。這些被舉之人抵達京師，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車」接送。乘「公車」是多麼光鮮的事。自此以後「公車」和「舉人」就分不開了。公車就是舉人；舉人就是公車。
所以康、梁這次所領導的學潮，實在是一個「舉人造反」的團體行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舉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這造反未成之時，朝廷的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它一面聲明要嚴辦聚眾滋事，一面又貼出了黃榜，學潮總指揮康有為，高中第八名進士。這一下「金榜掛名」，數十年灰溜溜鳥氣全消。馬上脫青衫、著紅袍，保和殿面聖去者。還鬧啥學潮呢？那些名落孫山的榜外公車，也只有打點還鄉，還債、賴債、打秋風去了。台灣割給日本，讓唐景崧和胡適的爸爸去善後受罪吧！他們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後，也暫時管不著了。大家鳥獸散，顢頇無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輛坦克上街，天安門的大學潮，也就煙消雲散了。
誅心而論，天下原無不是之學潮！康、梁師徒為著變法改制，雖然後來都變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報》不是心血來潮，對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補作了至高的評介。既然領導那個小學潮的康、梁是歷史上值得歌頌的人物，那麼硬說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軍濤等是該關該殺的「暴亂分子」，豈不是睜著眼說瞎話？
人生苦短，一時烜赫，究竟是白駒過隙、過眼煙雲。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倒真希望領袖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