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中，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承擔了無數次大小「革命」，和兩次大「變法」——由康梁發動的「戊戌變法」，和由鄧小平領導的「小平變法」。粗淺的說來，「革命」易而「變法」難也。蓋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則敵我分明、對象顯著，而手段單純。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變自己之法則對象不明、敵我難分，而手段千變萬化也。毛澤東不言乎：「矛盾」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別也。敵我矛盾可以一槍了事；人民內部矛盾則抽刀斷水，沾漣不盡矣。「變法」者亦「人民內部的矛盾」之一種也。
君不見戊戌之變時有新舊之爭、帝後之爭、母子之爭，甚至婆媳之爭。帝黨中有後黨；後黨中亦有帝黨。開衙門、關衙門，糾纏不盡？更不見，小平變法時，鄧公小平既做光緒、又做慈禧；當了兒子、再當媽媽。重用胡（耀邦）趙（紫陽）、又逼走胡趙。力主「開放」、又要「堅持」；堅持堅不了、開放又放不出……，結果弄得聖母老太后，真煩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麼哥！
讀者賢達：您以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鄧老分憂，還在一旁講風涼話哉？非也。在目前，我們實在不知道老鄧在搞些啥子。鄧老本人固亦不盡知也。
蘇東坡不也說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蘇子這話，並未說透。談時政、評當朝；當局者固迷，旁觀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報攤上去翻翻，有幾位大家名筆，不在自說自話，甚至瞎說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變法，非也。時間因素不夠嘛！等它一百年。再回頭看看，自會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談；談談一百年前的康梁。
首先看看「社會轉型」說
筆者落筆至此，適逢電視報導，當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級強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一槍未響、無聲無臭的情況之下，壽終正寢。這真是人類文明八千年歷史中從未有過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紐約時報》以跨欄的頭條新聞報導刊載之。但這頭條新聞，在讀者眼光中卻遠沒有同一天副版上，甘迺迪參議員的外甥史密斯少爺的強姦案之緊張刺激，讀者如雲。
蘇聯，馬克思主義之祖國也。蘇帝死得如此窩囊，連累得馬克思也顯得臉上無光。相形之下，資本主義之父的（亞當）史密斯老先生卻童顏鶴髮、老而不死，神氣活現起來。真的，那一度曾與成吉思汗同其威風的老馬，現在居然虎落平陽，連甘迺迪的一個好色的小孫子也不如哉？在我們授世界史的教員看起來，此話言之過早也。
馬克思主義，至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也有若干獨到之處，不可一竿子打翻。馬派史學家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分五個「階段」前進的，而每一階段則各有其不同的社會「型態」。在這五個階段一個接著一個嬗遞前進之時，兩個階段之間，前後兩個型態的轉換，就「必然」有個「轉型期」。既然歷史的發展和轉型是個「必然」的程序，幹嘛又要去「鬧革命」、「搞階級鬥爭」呢，馬家的門徒說，鬧革命、搞階級鬥爭的目的，就是要縮短這個必然發生的「轉型期」。這種轉型現象如任其自然發展，時間可能拖得很長；甚至無限制拖下去。——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便是根據這項學說的推理，認為長痛不如短痛。應該以暴力催生，使社會轉型於旦夕之間，畢其功於一役。所以馬列主義者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列寧如此，毛澤東更不必說了。
當然這種馬列主義的歷史學毛病多著呢！各派史家，根據各民族的歷史經驗，對它加以批駁的，可說是汗牛充棟。筆者不學，亦嘗追隨群賢之末，根據我華族歷史發展之經驗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複。
「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瓶頸」
可是馬派史學正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如湯恩比的「挑戰反應」論、杜威的「實驗主義」說，和二次大戰後支配聯合國主要政策的「經濟發展」論等等——不是「全對」，也不是「全錯」。各該派的主要論斷，在中國歷史上都可找到「佐證」。史家對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陸上早期對馬列學說之絕對認可），或通盤否定，都是錯誤的。
例如馬派史學上的「型態」論，和「轉型」說，即有其可取之處。我們反證了它史分五段的「絕對論」（absolutism）。但我們也無法否認，中國近三千年社會發展的程序裡，也的確有過兩大「轉型期」。——發生在古代的便是歷時一百三十餘年的「商鞅變法」；發生在現代的便是吾儕及身而見的自「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以後，歷時一百五十餘年的近代史階段了。
我國古代社會的「轉型」，確是如馬派史學所說的，那是我國社會發展內因演變的結果。轉型是「自動」的。而我國近代社會的轉型程序，則是如湯派史學所說的，那是外因「挑戰」（challenge）的「反應」（response）。轉型的程序是「被動」的。可是等到這「轉型期」接近尾聲時，朝野雙方，不論黑貓白貓，又一切向「錢」看。大家都知道，經濟「飛」不起來，則另一個「定型」便無法出現。今日台灣「蔣家政權」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陸上鄧大人卻在繼續「垂簾聽政」，還不是「錢」的關係？等到大陸上也能突破「開發中」（developing）的枷鎖，而邁向「已開發」（developed）階段。海峽兩岸一國一制。我們的「轉型期」就會正式結束。一個新的「定型」就會出現。這最後一段的發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學的重點所在了——不重實際效驗、經濟搞不上去，你得閉起鳥嘴，啥也沒得好說的。回去搞你的獨裁專制好也，搞到像史達林那樣的神氣，還是不免要鞭屍亡國的。
話說千遍，一語歸宗。近一個半世紀中國變亂的性質便是兩千年一遇的「社會轉型」的現象。在歷史的潮流裡，「轉型期」是個瓶頸，是個三峽。長江通過三峽是灘高水急、波翻浪滾、險象環生的。在這激流險灘中，搖櫓盪舟、順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風流人物，觸礁滅頂，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壩，你遠看「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你就有心平氣和，享有無恐懼自由之感了。因此在這轉型期接近尾聲的階段，回看百年史實，便知一部「中國近代史」，實在是一部從中古東方式的社會型態，轉向現代西方式的社會型態的「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史」，也可叫做「中國現代化運動史」吧！康梁師徒在這段歷史潮流裡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峽中的一葉扁舟裡的兩個小船夫。在急流險灘之間，風馳電掣，順流而下，終於觸礁沉沒——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且看「皇帝」的慢慢蛻變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見的一百五十年的轉型期中，我們的老舊的社會型態——這個左翼史家一古腦稱之為「半封建」的社會型態——到今天還沒有被完全「轉」掉。就以「皇帝」這項制度來說吧！辛亥革命以後，我們雖然沒有皇帝了，卻多的是「變相皇帝」。朋友，您能說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三公不是「變相皇帝」嗎？皇帝爺哪有他們三位的獨裁權力啊！
所以歷史的事實己證明「一次革命論」這項理論是錯誤的。我們的「民國史」上，從洪憲「皇帝」起「轉」了七十多年，才「轉」出個李登輝「總統」來。因此我們在社會發展中「轉型」的程序是十分複雜的，是迂迴曲折，進三步退兩步，左進右退，上進下退……，有時甚至是乾脆立正、向後轉，真是花樣繁多——但是從遠景看來，向前發展的大方向是不變的；同時也是階段分明的。
大的階段暫時不談了，就看最近十年這段「小平變法」吧，它自七九年開始，一下便向前猛衝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開始煞車。及八九年「六四」，忽來個立正向後轉，血流如注。這兩年來，它既要繼續開放、和平演變；又要反對和平演變。我們也看不出它怎樣反對「和平演變」。跟毛澤東的「大躍進」相比，則毛是兔子，鄧是烏龜了。但是歷史也證明烏龜比兔子爬得快。中國發展的「大方向」還是向轉型前進的。（參見拙作＜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社會轉型」需時數百年
有人或嫌我們「轉型」（也可說是「現代化」吧）太慢了一點。君不見日本轉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嗎？其實日本轉型是個例外（容後節細論之），其它民族社會轉型，均需三兩百年，始見膚功也。
我國古代的商鞅變法自公元前三五○年變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統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來（毛澤東語）。但是秦皇「任刑太過」（顧炎武語），再繼續向前「轉」進。又實驗了一百餘年，至漢武帝以後才慢慢地搞出個「霸王道雜之」（漢宣帝劉詢的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和重農輕商的大帝國的「定型」來。這一漢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兩千年。基本上沒有原則性的改變——所以毛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