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那位創建「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天王，和後來奠立「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主席，實有極多的相似之處。
洪、毛二人都是有梟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傳統農村知識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於一再落第之後，沮喪臥病，終於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見耶穌，才決心捨正途走偏鋒，搞他個一知半解，半調子的洋宗教來除妖濟世。澤東考不進大學，在北大「偷聽」時，受盡當時一批趾高氣揚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齒鑽入「地下」，受學於馬恩列斯，以至終生抱他個有竅不通的半調子洋主義，來「興無滅資」。以流寇方式起家，領導農民暴動，二人後來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後，二人皆強不知以為知，推行個人臆斷而誤盡蒼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殺盡功臣；直至心理變態、嗜慾好色、穢亂春宮。但是他二人命運的收場，卻有雲霄之別。毛氏壽終正寢，被裝入水晶棺內，公開展覽，任人瞻拜或唾罵。洪某畏禍自殺，被裹以黃綾，扔入陰溝，任人鞭屍或嘆息。
總之，二人同是草菅人命，膽大妄為的風流人物、草莽英雄；同為半通不通的農村知識分子、小學教員、私塾先生，而幸與不幸之間，懸殊若斯！胡為乎而然呢？暫將毛公留入後篇，今且一論洪公的成敗，以就正於高明。
「改朝換代」與「改朝換制」
首先吾人如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法則，來分析「太平天國」的歷史，便知洪楊革命實絕無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時代設限」，非人力所可強求也。
怎樣叫做「時代設限」呢？蓋我國歷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亂之時，逐鹿中原，他們所追求的最高目標，都只是個簡單的「改朝換代」——他們要打倒一個腐敗的朝廷，摧毀一個腐爛的社會。然後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廢墟上，改朝而不換制，依樣畫葫蘆，再畫它兩三百年，然後再讓別人去打倒。
不幸自「鴉片」戰後，西風東漸，人類的歷史已經由「中古」進入「現代」。我國原有那一套政治、經濟、社會、倫理等等的「傳統制度」，在西洋的「現代制度」挑戰下，都無法原封不動地延續下去了。因此「時代」和「歷史」對我們這新一輩的逐鹿中原豪傑們的要求，就不止於「改朝換代」；他們還得有點「改朝換制」的見識和能力——「換制」，不是只把名詞上的「皇帝」換成「主席」或「總統」；把「司令官」換成「司令員」。它們還需要有點「質變」。搞質變，不特楊洪無此知識和能力。比他們晚了數十年的「總統」和「主席」們，還照樣變不了呢！
再者，搞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質變」——尤其是像咱們中國這個有二三千年未變的古老大帝國——也非一人一代，便可「畢其功於一役」的「突變」。它是「緩慢」的，經驗「累積」的，分「階段」前進的「漸變」。窮則變，變則通。其程序是迂迴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後才能摸索出一個長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後才能在世界政壇上和「先進國家」輪流坐莊，創造一個「超西方」（Post-Western）、「超現代」（Post-Modern）的局面來。
所以在十九世紀中期來替天行道的洪楊諸賢，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換制」之識。恕我再重複一句，縱使他們具有（如後來孫中山先生那樣的換制之識），他們也沒有搞「換制」的機運。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與機運之聯合產兒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無「機運」，則哲學家之幻想也；紙上談兵也。「機運」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變成「先知先覺」的烈士。我國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萬千。台灣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應該有的「機運」，時間差距，不過二十年耳。
再從另一方向看：如有「機運」而無「智慧」；身在其位，而識見不能謀其政，則誤國誤民，問題就大了。今日大陸上，養尊處優於中南海深宮之內的「八老」，「可能」就屬於此類。筆者此處對「八老」的評價，只敢用「可能」（英文裡叫Probable或Possible）二字。將來歷史的演變，和史家對他們作正面的評價，也是有「可能」的。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膽月旦之者，卻也是根據一項歷史上的「必然」——此一必然，則為六四「天安門事變」，在今後歷史書內的「必然平反」。六四在「必然平反」之後，則歷史家又怎樣去安插「八老」呢？故筆者不待蓍龜而斗膽先說之。
以今鑒古，言歸正傳，我們再去看看洪楊之變：
我們讀史者，如把「太平天國」十四年中所已經發現的史料和史書，攤開來心平氣和的去審查審查，我們便覺得他們在「智慧」與「機運」兩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對他們所起的並且只是些負作用；而「機運」對他們也只有半個是正面的——洪楊那個時代，他們只具有個極大的「改朝」的機運，而無「換制」的機運。洪秀全搞了十四年，所靠的就是這半個「機運」。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個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決中國近代史上「換制」的問題的。「換制」的問題如果解決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長久。後來的孫、袁、蔣、毛、鄧五公，對這個「換制」的問題都無法解決，況洪楊乎？此筆者所謂之「時代設限」也。
【附註】李登輝總統可說是部分的解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換制」問題。可賀也。但是這一換制「階段」之跨進，非李公個人之力也，「時代」與「機運」使然也。——千萬不能棋錯一著，走火入魔！
但是話說回頭，洪、楊如真是英雄，他們應能掌握那半個「改朝」的機會，學學闖王李自成，一鼓作氣把北京打下，登極太和殿，號令全國，過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幾十年（如「毛主席」）的皇帝癮。並此而不能，終至屍填溝壑，及身而敗，那就太窩囊了。
筆者於此短篇拙作中，無意效顰賈生，來寫篇《過洪論》，只想就其犖犖大者，略舉數端，以見太平興亡之由耳。
洪天王就是凱撒瓊斯
據筆者的一家之見，太平天國運動最大的致命傷，實在是他們一知半解，卻十分自信，而萬般狂熱的宗教。興也由他、敗也由他。
洪秀全本人實在不是一個如一般史家所稱頌的，什麼領導農民起義，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領袖。相反的，他從頭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個狂熱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n）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當他這個狂熱教門形成之時，卻正趕上發自廣西的清末改朝換代的機運。洪氏及其一些狂熱信徒乃被捲入了這個有時代性的政治漩渦裡去；從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來，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的變成「逐鹿中原」豪傑中之一股了。終至釀成死人數千萬的「太平天國」大悲劇。
「宗教」原是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由於許多特殊原因，雖然它在我國歷史上，還沒有闖過太多的禍亂，但是在所有其它民族的歷史裡，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謂宗教戰爭，已不知發生過幾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蘭教之興起、十字軍之東征、聖女貞德之奇蹟，固不必提。且舉一兩樁近在目前的小例子，來比較一下，便可概其餘。
近在民國六十七年，美國三藩市有一名叫吉姆．瓊斯（Jim Jones，民國二十年—民國六十七年）的基督教牧師。他在不知不覺中忽然發生了神靈感應，使他變成了一位有奇異療效的醫生。他能為病人醫治一些奇病雜症，包括肺癌。一時聲名大噪，信徒四集。群眾增多了，瓊斯竟自稱是「耶穌轉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說自己便是「上帝」（God）；並自封為「凱撒大帝」（Caesar）。號稱是苦難人民的救世主、社會主義之大護法。他並組織了一個人民公社，叫做「人民廟」（People's Temple）。廟內廢除私產。全體信徒同吃同住同勞動。瓊斯視其全體信徒為上帝兒女；全體「兒女」亦齊呼瓊斯為「爸爸」（Dad）。大家毀家紓難，捐獻相從。三藩市附近一時被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魚亂。居民與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驅逐。瓊斯終於在美國無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竄至中美洲之蓋亞那（Guyana）南部，人跡罕至之熱帶叢林中，自建其「瓊斯堂」（Jones town），割地稱王，不受美國法律之約束。然瓊斯本人及其絕大多數之信徒究係美國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來，不加聞問。美國三大電視台之一的「國家廣播公司」（ＮＢＣ）亦想搶此奇特新聞，前去一探虛實。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中旬，乃由國會議員里奧．阮（Leo J. Ryan）氏率隊乘小飛機，前往視察，孰知打草驚蛇，「人民廟」中的狂熱叛逆分子竟認為阮氏一行四人為政府特務，乃一舉將其槍殺。
人民廟徒既闖下大禍，瓊斯深知政府圍剿之不可免。同時他也認為他和他的全體信徒的大限已至，乃決定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