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禮（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戰後僑居美國的諸多華裔學人中，對筆者有深遠影響的前輩之一。他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生肖屬羊。這年齡正在我父母之間——先父屬猴（光緒二十二年），先母屬馬（光緒二十年）。袁公屬羊，正是馬猴之間，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執輩。中國的傳統習俗，也使我對他老人家「執禮甚恭」。
袁氏是位謙謙君子。雖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長輩，但他向不以長輩自居；對我們這些晚輩（尤其是同行），他一視同仁，以朋友相處，所以也可說是「忘年之交」。但是從我的立場看他，則永遠是「亦師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許多目錄學著作，都是我長置案頭、隨手翻查的重要參考書，至今未廢。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時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對胡適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後用「民國六年」，就是根據我的口述報告。
袁同禮先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歷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這則短篇裡，我不願多提他傳記上的細節——因為袁氏已有幾篇頗為詳盡的小傳，如：吳光清的《袁守和先生傳略》，李書華的《追憶袁守和先生》，和秦賢次為劉紹唐主編的《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所寫的更詳細的＜袁同禮（光緒二十一年至民國五十四年）＞的傳記。在英文著作裡，則哥倫比亞大學所出版的《民國名人傳》第四冊（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民國六十年.Vol.4），那就兼顧中西，更為翔實了。——所以在拙篇裡我只想談談守和先生在「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史」中，所發生的作用、他的貢獻，和他在文化轉型中的地位。
先談談「轉型」
在不同的拙著裡，個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國近代史」（當然包括畫蛇添足的什麼「現代史」和「當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運動史」；也就是一部「中國近代（社會文化）轉型史」。「現代化運動」這一名詞，毋需解釋，也解釋不盡。——「轉型」則是任何一個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有的社會文化的特殊「型態」，如西方的基督教國家，中東的回教國家，和南亞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態的。
可是近五百年來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發展，只有其「現代化」的程序，而沒有「轉型」的問題，尤其沒有「轉型」的痛苦。因為現代化運動在西方是一種發自內部的自然進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們中國和其他亞非拉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運動，則是發軔於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戰和壓力（W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
因此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只有其範圍大小，和時間緩急的問題，而沒有社會文化「轉型」（transformation）的問題。
我們和其他亞非拉國家就不然了。我們的現代化運動，發軔於「被迫向西方學習」，也就是「師夷之長技」。既然向「西方學習」，因此我們的「現代化運動」就多了個「西化運動」（Westernization）的階段。「西化」就是由東方式轉成西方式（簡稱「西式」或「洋式」）——從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學堂」；從「父母之命」到「自由戀愛」……等等的轉變，這就是所謂「轉型」了。——須知「土私塾」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這一婚姻制度，在中國歷史上至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這種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們固有文化型態的一部分，這種千年不變的「型」態，一下要「轉」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學堂」和「（西式的）自由戀愛」，是十分困難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轉型」來說吧！我們「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呢？——這個例子，這種哭聲，縱在今日，仍是觸手可指，海峽兩岸皆然。這只是「社會文化」轉型的困難和痛苦的千萬個例子之一罷了。
各行各業，各有啟蒙之人
以上所舉只是兩個特殊例子。其實近百餘年來，一轉百轉——文物制度、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語言文字、文藝思潮、學術研究……，無一不是從千年不變，到大變特變——棄舊從新，捨東就西的。胡適等人當年提倡「全盤西化」，被人罵慘了。其實我們今日回頭看看，從我們本身開始，從頭到腳（上有西式分裝頭，下有大英洋皮鞋），從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鬚，晚上如廁熄燈上床），豈不是早已「全盤西化」了，有什麼稀奇呢！——大陸農村太落後，等到他們也像我們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盤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後了。
以上所說的，只是我們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實國家大政、典章制度、學術文化……，無一不然也。——只是這種典章制度、學術文化中，各行各業都有其先知先覺的帶頭人，這就是我們所謂「開風氣」的大師了。
且舉幾個領導我們轉型的巨人來看看：
．領導我們作政治轉型的是康有為、孫文（中山）；
．領導我們作軍事轉型的是李鴻章、袁世凱、蔣百里、蔣介石（中正）、毛澤東；
．領導我們搞外交轉型的是李鴻章、顧維鈞、周恩來；
．領導我們作哲學思想轉型的是胡適、陳獨秀；
．領導我們作語言文學轉型的是胡適、周樹人（魯迅）；
．領導我們作教育道德轉型的是蔡元培、張伯苓、胡適；
．領導我們作建築學轉型的是梁思成、貝聿銘；
．領導我們作圖書管理學和目錄學轉型的是袁同禮、蔣復璁；
．領導我們作……（其他轉型的至少還可舉出百人）
換言之，近百餘年來，我國各行各業，皆有其各自的「轉型運動」——通過「西化」的階段，到達「現代化」的結果。「現代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其後自有其自然前進發展的規律。在這各行各業的轉型運動中也各有其「啟蒙大師」。我個人試擬上列諸人為例，就是說明，袁同禮在近代中國，是位領導我們搞現代圖書管理學和現代目錄學的帶頭人和啟蒙大師——這便是他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傳統目錄學現代化的領導者
「目錄學」原是我們中國的國寶。在傳統中國能「博極群書」，能「由博返約」才是大學者。只通一經的一通百不通，在漢以後，就不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錄學實是眾學之源。
搞圖書分類學和圖書管理學，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漢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經史子集）分類法，都是獨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庫全書》（與美國革命同時），我們四庫一部，足敵全球其他各國所有圖書之總和。真是欹歟盛哉。不幸近兩百年來，西方突飛猛進，我們就落伍了。
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一搞兩千年不變，也實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這個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庫」的四分之一（經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適出現，搞反托拉斯法，把「經、子」拉平之後，因而我國傳統的藏書樓，便天下大亂了——兩千年傳統，毀於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貨商店通統都得改裝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圖書館之出現，和新的圖書館學會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時的學者文人如梁啟超和蔡元培等人。對他們說來，「老式的」、「傳統的」圖書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類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們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舉人和蔡進士這種小腳放大的舊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裡，他們不能不頂個頭銜，至於實際工作，老進士、老舉人就一團漆黑了。這樣，那新自美國留學歸來，享有圖書管理學位，和實際（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經驗的青年學者袁同禮就脫穎而出了。
從北京到台北
關於袁氏詳細學歷經歷，讀者可參閱上引三傳。這兒只想一提那與時代有關鍵性的若干要點。袁氏民國五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文系，與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新青年。民國九年留學入紐約哥大。民國十一年畢業於哥大本科，再入紐約州大前身之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民國十二年畢業，並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再赴歐洲考察實習一年。民國十三年歸國任廣東嶺南大學圖書館長，民國十四年改任北京大學目錄學教授兼圖書館長。同時近代中國新式（西式）的圖書館學會開始出現；民國十五年「北京圖書館」正式成立。——中國敬老尊賢的舊傳統，規定了必須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