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做research的啟蒙師
在海內外大中學裡教授文史學科，簡直就教了一輩子。行有餘力則以撰文；以中英兩文著書寫稿，至今也在千萬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還在不斷塗鴉。引句時髦話，說我自己是個「職業史學工作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大致也不算過分。畢竟搞了一輩子嘛。
俗話說：「家有黃金萬兩，不如一技隨身。」我這個「職業」史學工作者，如果啖飯維生，也有「一技隨身」的話，想來想去，這個「一技」，就應該是英語裡的research了。
research這個英文單字，近日幾乎成為現代學人的口頭禪。小至在學術上情竇初開的大一大二的在學青年；老至白髮盈頭的國學大師，大家忙個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麼通義，翻譯成漢語，可不大容易。
我個人最初對這一辭彙發現翻譯上的困難，那還是大學一、二年級的事。那時我閱讀「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語教科書，學會了這個辭。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漢辭典，都把這個辭譯成「研究」、「探索」……一類的意思。其實「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蓋這個research的英文單字。
「research」是個很具體的治學的法則與程序；而「研究」（正確英譯應為study）則是空泛的抽象名詞。正如我們日常口語常說的，對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討論、討論。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學興起以後的研究法則和研究程序的總名稱。這種法則和程序，在我國傳統學術裡有一些與它有關的零星名詞，如「考據」、「訓詁」、「由約及博」（演繹）、「由博返約」（歸納）等等，而沒個涵蓋一切的總名稱。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如今時近二十一世紀，胡、傅之說已早嫌不足。在當前的「行為科學」裡，還有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後再找出，大至宇宙發展，小至社會裡的酒色財氣等等運行的「規律」（law or rules）。嚴格的說起來，這一整套的法則和運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聰明的胡適把這一套簡化成「科學實驗室的方法」；這也就是他宣傳一輩子的現代化的「治學方法」。雖然以偏概全，也不太離譜。
適之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無意中翻到的。以後就受用了一輩子。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看出來的。
郭廷以先生學會這套「方法」，顯然是在清華大學讀研究院時，受了蔣廷黻和羅家倫兩人的影響。羅是清華校長；蔣是歷史系主任。他兩位對郭老師都是最賞識的。蔣是哥大的博士，與胡適一個山門出來的。羅則是胡的學生，謳歌胡適一輩子。
我自己開始學「做research」，則是在大學二年級，上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一課，逐漸摸索出來的。那時我已知道這套治學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樣翻譯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來在比較文化學上，兩種語言的互譯，一般都是具體翻譯易，而抽象翻譯難。例如我國道德觀念裡的「仁」、「義」二字，尤其是「義」這個辭，在英語裡就無法直譯。《三國演義》上說關雲長「義薄雲天」。這個「義薄雲天」簡直就無法翻譯。因為在西方的道德範疇裡，沒有「義」這個概念。因此英文裡就沒有這個同義字了。要把「義薄雲天」這宗漢語道德觀念，譯成英文，你就得嚕嚕囌囌，轉彎抹角，講它一大片了。
research這個西方概念，也沒個漢語同義字，因為我們原先沒這套東西。我學了這套東西，是在郭老師課堂裡摸索出來的。至於怎樣摸索的，那還得從頭說起。
《萬有文庫》沒啥好書
那時是抗戰中期最艱苦的歲月。民國二十八年夏季，我在熔全國「流亡學生」於一爐的「國立（第八）中學」畢業。接著參加科舉考試，竟然考進了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戰時中學畢業生參加「全國統考」，能考入頂尖的中央大學，那真比滿清「鄉試」中，考個舉人還要難。
我以一個十九歲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學生，穿著草鞋短褲，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敵機狂炸聲中，跑到了重慶。頭髮已兩月未剃，初生的小鬍鬚，已在腮上唇邊，四處萌芽。加以經年不知肉味，兩條腿瘦成兩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覺可笑。就這樣，我跨入了沙坪壩，那全國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貴的「國立中央大學」；真是板兒進了大觀園。
那時全國統考，只考「筆試」，未考「口試」。我考入中大時，首先還要在形式上補考個口試。我乃到歷史系辦公室的門外去排隊候試。當那位助教喚我進去時，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嚴，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教授」。我向這「教授」鞠個躬。他頭也不點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兩眼向我一瞪，問道：
「你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我一下就被問慌了。想不出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只是記得戰前我校有一部嶄新的《萬有文庫》。我們師生愛惜它，借閱時，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說：
「讀過《萬有文庫》。」
「《萬有文庫》？」教授說：「《萬有文庫》裡，沒什麼好書！」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還讀過些什麼？」教授又追問一句。
「還讀過《史記精華錄》。」我恭敬作答。其實那不是在「中學裡讀的」；是在私塾裡讀的。姑且舉出來搪塞一下。教授聞言還是面無表情。
「還有呢？」教授又問一句。
「還讀過《資治通鑑》。」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學時期」讀的；雖然不是在「中學裡面讀的」。
「哪一段？」教授又問。
「都讀過，只漏掉一本。」我誠實地回答。因為我家那部《通鑑》丟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揮。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來又向教授鞠個躬，然後緩步退出門外。結束了這場緊張的口試。在門外，我悄悄地問一位似乎更年長一點的同學：這位教授叫什麼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氣的回答我一聲。
抹抹我頭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來，猶有餘悸。
十多年後，郭廷以老師在我紐約的公寓裡吃稀飯——他那時長途飛行勞頓，時差又作祟。有點發燒，在我家休息。後來精神好轉時我戲說此一故事。
郭老師居然還完全記得我們那一小段對話。並解釋給我新婚的妻子聽，為什麼《萬有文庫》裡沒有好書。——郭老師的記憶力是天下無雙的。他能說出我同班同學每一個人的名字。
口試完畢我就到柏溪分校去報到入學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級新生所在地。郭老師那時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級的，所以我就選不到他的課了。只記得他有一次專程來柏溪向我們新生講演訓話，面目還是如許森嚴，戴的還是那副黑框大眼鏡。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來。十分莊嚴肅穆。至於他那次訓了些什麼話，我已完全記不得了。
大二，我們就選入沙坪壩了。「中國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課。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師課堂裡的學生了。
定遠軍艦四砲齊發
那時沙坪中大，師生兩造的陣容都十分整齊。學生個個都是鄉試出身的舉人，不用說了。教授陣容也十分堅強。但是中大畢竟是繼承明朝國子監：民初兩江、東南的國學傳統。講起歷史來，內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馬行空。
我記得繆鳳林老師曾把二十五史「圈點」三遍。胸若淵博，口若懸河。動不動就來一套「漢唐明之往史可證」。他老人家還寫了一套長逾千言的白話詩，印發我們誦讀。也是開口閉口漢唐明不斷的。
金毓黻老師授我們「宋遼金史」，也是一揮千里的。我記得他老人家講到王安石變法時，把變法條款，一條條寫在黑板上，然後逐條評論說：這條很好！那條不好。這時我們在大二，已有幾分「胡迷」傾向，對金老師那樣傳統史學中「贊論式」的史評，已大為存疑。但是在班上師威咫尺，誰也不敢問一聲。
沈剛伯老師那時授我們「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襲、粉筆一枝，其外別無長物，但講起希臘羅馬來，卻一瀉如注。在沈老師堂上，我們向不記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