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的出現是有其時間和空間的背景的。胡適當然不能例外。所以我們要研究胡適，首先就是檢討他在「中國」（空間）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間）長河裡的位置；然後才能討論他在這段歷史河流中所發生的作用。
李鴻章的驚歎，湯恩比的茫然
李鴻章以前曾說過，他所處的那段清末的時代，是中國「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為什麼現代中國之「變局」為「二千年來所未有」呢？我們試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這樣說：我國自秦漢而後，二千餘年的歷史之中，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運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內涵和價值標準的釐定，一脈相承，實在沒有太大的變動。可是這個一成不變的國家組織和社會型態，相沿至滿清末季，忽然大「變」特「變」起來。這一「變局」，震撼了首當其衝的國家決策人李鴻章，所以他才認識到此一「變局」為中國二千年來所未有。至於這一「變局」之發生，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這一點不但我們的李中堂不懂，連那位被學界恭維為史學泰斗的湯恩比大師，也為之茫然。
湯恩比說，中國文明自秦漢以後就「僵化」了，停滯不前了，沒進步了。為什麼停滯不前？湯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說一通了。至於李鴻章，他一不通馬克思主義，二不懂現代社會科學，說不出所以然來，就更為傻眼了。
中國歷史上兩大「轉型期」
再追根問一句，清末這個「變局」，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說穿了，這個「變」原是一種社會「轉型」的變動，而這個「轉型」之變，在中國近兩千年來的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一次發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紀，另一次便發生在李鴻章和我們所生活的現代了。
發生在我國古代的社會轉型期，實始於東周之末，而終於秦皇漢武之世。一「轉」數百年，才又產生出另一「定型」來。一「定」兩千年，直至清末，才又開始作第二次的「轉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為之驚歎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轉」法，我們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樣變動的。
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轉變了些什麼呢？長話短說，主要的有下列三項：
一曰廢封建、立郡縣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義」的濫觴。「郡縣制」則是更高一級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葉中央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施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便是這一轉型的零星的延續。清末大臣且有主張把屬國朝鮮「郡縣化」，事實上也屬於這一類。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對西藏內蒙的政策，也是變相的「廢封建、立郡縣」。
由封建到郡縣的「轉型」原是人類政治管理上的一大進步。
二曰廢井田、開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國有制。「開阡陌」則是開放國有土地，任民買賣。化土地公有為私有。此一演變早見於東周之初。至秦孝公時，始為商鞅所落實。商君之後，一沿兩千年，至二十世紀五○年代，始為毛君土改所逆轉。王莽當年亦嘗試行類似的逆轉土改。土改未成卻把自己的腦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優孰劣？大家去見仁見智吧！
三曰由百家爭鳴，轉變為獨崇一術。秦始皇所獨崇的是法家；漢武帝所獨崇的即是儒家。哲學不同，獨祟則一也。至於處士橫議、百家爭鳴，和罷黜百家、獨崇一術之間的是非優劣，吾不願主觀地評論之。此地只說明這個「轉型」的事實罷了。
我國古代的國家和社會就為這三樁小事而「轉型」。一轉數百年，死人千萬，才轉出個大一統帝國制度，這個中國特有的「定型」來。此一固定的型態一延兩千年未變。到清末才再度轉型，面對此二千年所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就為之張目結舌了。
第二次「轉型」要轉出些什麼來？
我國古代的第一次「轉型期」，大致延長了三百年，才轉出一個農業大帝國的「定型」來。根據這個定型，我們再作第二次「轉型」，又能轉出個什麼樣的「定型」來呢？將來的「定型」大致也不會超出三項主要原則。這三項應該是：
第一，化君權為民權也。這一轉變，李鴻章不及見，而我們今日則看得很清楚。因為這一政治權力的蛻變是層次分明的。從滿清大皇帝、老太后，傳子傳妻的絕對權力，通過袁蔣毛三公掌權的不同形式，直到鄧小平今日的「垂簾聽政」，到李登輝的三權互制。如今已轉了八十年。可憐的「轉型期」中的中國老百姓，雖然被他們「轉」得死去活來，但是君權遞減的現象，還是很明顯的。何時才能「轉」出個民權的定型來，今日雖尚未可期，但是趨勢倒是很值得樂觀的。
第二，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也。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生產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後的生產方式，當以工商業為主流。社會經濟一變，則百事隨之而變。自李鴻章開路礦造洋船之後，我國經濟向工業化變動，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而成績不著。時至今日，此一社會「轉型」在台灣已立竿見影；而大陸還在摸索之中。中國大陸上的經濟今天基本上還未脫離以農為主，則其黨政制度便無法擺脫中古的老套。何時始能定型，吾不知也。歷史家只是看戲的，不是演戲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軸戲落幕，才能寫戲評。
【附註】本篇落筆於民國八十年，預料大陸經濟也會「起飛」，初不知其起飛若是之速也。
（作者補注於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發展上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也。文化的發展原是與社會經濟制度同步轉變的。社會經濟發展至某種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變動。吾人翻閱世界史，未見有文化領先而經濟落後者；亦未見有經濟落後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經濟起飛，則思想必然開放；思想開放，則經濟亦會隨之起飛。雞之與蛋、蛋之與雞，無法辨其先後也。這便是我們當前文化轉型之內涵與遠景。
在我國二千年歷史之中的「第二個轉型期」內，我們就為這三樁小事，「轉」了一百多年，死人億萬，至今還未轉出個「定型」來——雖然這定型的出現可能就在目前。
處士橫議中的「胡適學」
讀者們批閱拙篇，可能要掩卷一問：足下寫了這一大篇，究竟與「胡適」何關呢？
答曰：這本是胡適這位思想家的「時間」與「空間」的背景。他就在這樣的背景裡，看出了問題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據這同一背景，看出了問題、想出了答案的現代中國的思想家並不只胡適一人。遠一點的有魏源、王韜、容閎、洪秀全、洪仁玕、張之洞、李鴻章等等。近一點的有康有為、梁啟超、孫文、陳獨秀、李大釗……乃至自誇為「沒有我民族就要滅亡，文化就要遭殃」的梁漱溟；自認為「偉大導師」的毛澤東和黑貓白貓的實驗主義哲學家鄧小平……小一輩方露頭角的還有魏京生、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劉賓雁等等。他們都是聰明人或自作聰明人；他們對「第二次轉型期」內，中國發展之前途與方向，以至將來定型下來的永恆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與主張。嚴家其就肯定的說，那個未來的定型是個「聯邦制」。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適之先生事實上只是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卻是本篇所討論的唯一的對象。
「胡適學」如今已再度成為顯學。以後更要發揚光大。將來「註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數十百倍於胡適本人的著作。筆者不學，早已不想追隨時賢，重入註疏之林。只是個人曾一度追隨胡師整理其「自傳」。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輝的一生，分為前後兩大段。三十年來拙見未改，既承盛會之中老友不棄，謹再就原論補充之，以就教於通人。
幾句瘋話，暴得大名
胡適活了七十二歲。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個「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啟蒙大師。他沒有槍桿、沒有政權，但是年未而立便把當今世界上一個影響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稱快。
青年胡適究竟「啟」了些什麼「蒙」呢？讓我們三言兩語帶過：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盤西化」也；曰「廢除文言、使語文一致」也；甚至「廢除漢字，用羅馬拼音」也……
這些話出諸一位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之口，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之中，任何一個時代裡都是罪足砍頭、甚至誅九族的瘋話！可是在二十世紀的初季，胡適竟靠這些瘋話而「暴得大名」，享譽國際；出了一輩子鋒頭，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適是在替他青年期那個時代說話！他是那個時代的文化發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適的青年期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呢？讀者如不憚煩，且讓我們為這一時代精神的發展，再來搜搜根。
李鴻章的「四個現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