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動物之一種。
按「社會行為」來分類，則動物又可分為群居動物和非群居動物兩大類。
像黃蜂、螞蟻、鴻雁、企鵝、鴿子、海狗，乃至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為群居。它們必須生活在一起。個體是不願離群獨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誘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至於其他動物如獅虎、豹子、熊貓，乃至鷂鷹和龜鰲等等，則是非群居動物。它們多半是單幹戶，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顧的。這是現代動物學上，研究「動物社會行為」所發現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現象。
人類則是屬於前一類的群居動物。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個人是可以真正地離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則群居動物就分群而居。這在初民的社會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徵
但是人類畢竟是「萬物之靈」。他靈的地方是他會利用經驗來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個體，它也包括整個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間，他們也就有優劣強弱之分。
再者人類也是群居動物中，在社會行為上比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種。他們殘酷自私、好殺好戰好貨，也無限制的好色。他們不但個體之間如此；團體之間也是如此。不但人獸之間如此，人人之間也是如此。不但異族之間如此；同族之間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勸民為善，也是勸人如此行為的。
因此現代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都發現，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間不但沒有和平共存的習慣，也沒有和平共存的觀念。強凌弱、眾暴寡，是他們價值觀念的基礎，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戰爭既然打不完，則彼此之間就必有勝負之分。有勝負之分，也就有了統治與被統治之別。這樣發展下去就發生了不同型類的奴隸制度；再進一步，不同型類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現了。
以上是初民社會中所發生的大同小異的現象。因為人總歸都是群居動物之一種。人的「社會行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們早期的社會生活方式，是有其類似之處。
但是人畢竟是「異於禽獸」。在他經驗累積愈多愈複雜的長期過程中，「性相近、習相遠」，由於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之不同，他們的社會發展起來也就漸漸的南轅北轍，不是一個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國家強於社會」的東方模式之形成
試看我國古代社會的形式與發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為其他文明所未嘗有。
我國在西周時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個蒙古族中，武力較強、人口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強加於其他落後部落的結果。文武周公強迫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從周室規定的封建等級，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勞役、貢獻財貨，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長，改奉「姬姓諸侯」為本部落的領導。——總之它是以半獨立部落主義，作為當時政治社會的基層結構的。但是這個結構歷時數百年，經千萬場部落戰爭，彼此兼併的結果，到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三至前二五六）就無法繼續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東亞大陸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這種以部落主義為基礎的封建制度，就徹底崩潰了。
為著適應新時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據他們原有的比較有效、更有進步意義的「秦制度」，從事一個全國性的改革開放和變法改制。這就是我們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上所說的「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了。前者是政治改制，後者是經濟開放，化公為私，根據供需規律，提高農業生產。
這是我們中國——不是，是我們東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們東方民族，第一次社會生活的大「轉型」——從一個高等群居動物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轉上一個以自由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制度；和中央集權，而以高度科學化的文官制度為骨幹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宇宙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這個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繼續不斷的統一了千百個還生活在部落主義方式下的「少數民族」。把他們通統納入一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混合民族「大熔爐」中，去稱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樂，也共其患難。各民族之間的畛域終於漸次消滅，而至於天衣無縫。
這項諸民族不斷融合，文化不斷成長，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經濟制度卻一成不變的觀念與實踐，竟歷兩千年而未稍衰。兩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對西南少數民族實行「改土歸流」，還不是「廢封建、立郡縣」的延續？兩周之前，台灣剛選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員」，不也是這項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國初年在「五色國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反對「五族共和」這個概念，就是因為這個概念不符史實。縱然時至今日，中國境內還有「少數民族」五十個以上，則秦漢時代的數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餘？「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國」不是像英法德義或愛爾蘭、烏克蘭那樣單純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漢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專指某一特定民族。「漢」原是個地理名詞，後來發展成一個朝代的名稱而已。正如「亞美利加」原是一個人的名字，後來變成西半球兩個大陸的名字；最後竟變為擁有數百種民族的「美國人」（Americans）所專用的共名。當年東亞大陸上的「漢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陸上的「美國人」一樣，它並不代表某個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種民族大融合之後的一個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終於使用一種共同語文，形成了今日所謂「漢語民族」。正如二次大戰前後，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爾所強調的「英語人民」（English-speaking people）一樣，是個「書同文」的文化現象。只是到目前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語人民」，還沒有真正地融合成一個「英語民族」罷了。
我的老朋友張綏教授最近證明今日中國境內並沒有個「猶太民族」。但是張教授也不否認猶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國的歷史。只是時歷千年，猶太民族已與漢語民族融合得天衣無縫罷了。——這可能是三千年猶太移民史中極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況之下，猶太人是絕少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過秦陵兵馬俑不早就說明，遠在兩千年前，我們的國防軍已經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隊了嗎？
因此在兩千年前，由漢語民族所推動的那一次社會「轉型」運動，原是一種自發性的、起自社會內部，而具有世界規模的社會模式大轉型。推動這一轉型的主觀、客觀、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種基因，是說不盡的。它和發生在西歐、北非、中東、南亞，結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會的轉型程序一樣，不是起於某一單純的社會，或某種特殊的基因，而單線發展出來的一種所謂「歷史的必然」。
更具體一點的說，這次東方民族社會的大轉型，是起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的「商鞅變法」，而完成於公元前二世紀末由漢武帝所落實的「鹽鐵專賣」。由這次轉型，從封建社會轉變到「國家強於社會」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國」，其後竟變成一種「定型」。一延兩千餘年，沒有發生基本上的改變！——在這兩千餘年中，朝代興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產升降、商業脹縮……千變萬化，更是說不勝說。但是換人不換馬，運行於這個定型之中的政治經濟的組織原則，社會各階層成員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識分子的思維邏輯、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基礎等等，卻穩如泰山，絲毫未動。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則社會的上層建築縱有劇烈的變動，也萬變不離其宗。
從「千年不變」到「十年一變」
再把範圍縮小來說。那約束人民社會行為的「三綱五常」，不但絲毫未動，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習俗、「守孝三年」的喪葬舊禮、「三考取士」的科舉考試、之乎也者的晦澀文言、五言七言的舊體詩歌、載歌載舞的表演藝術、水墨為主的傳統國畫、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於痛苦呻吟的裹腳纏足，哪一項不是千年不變呢？
生活方式不變，並不是說社會沒有進步。其實兩千年來，就科技發展來說，至少有一千年是「東風壓倒西風」的。中國的「四大發明」不用說了，就是內外科醫術、製瓷、繅絲、造船等，直至現代前期，中國都是領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進步與生活方式之變化是互為表裡的。從常理推測，或根據白種民族的歷史經驗，則科技進化必然會導致生產力的遞增；生產力的不斷上漲，勢必要引起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動。從而產生出「資本主義」。但是在那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中國裡，這種社會自然進化的力量，卻克服不了本社會中已經制度化而早已根深蒂固的社會惰性。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進生產力方面的發展。相反的，它卻發生了抑制生產力的反作用，而遷就其一成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