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治「當代民國史」的史學工作者，落筆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對「傳統帝國史」（尤其是晚清這一段）有個本質上的瞭解。因為「民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帝國」慢慢地轉變過來的。帝國是父，民國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國和民國的關係還不是生理學上雞和蛋的突變關係；不是一隻帝制的雞，忽然生下一個民治的蛋來。它二者的關係，卻是蠶之與蛾的關係——在本質上，在制度上是一種抽絲剝繭的蛻變關係。兩朝嬗遞、藕斷絲連，是不可以一刀兩斷的。
就以九○年代大陸和台灣的現狀來說吧：時至今日，大陸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說還是蛹在繭中、去古未遠。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大陸上的問題，正是這個「秦制度」無法擺脫的問題。這也是一種蘇聯式的「革命後」（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歸專制的問題。
台灣的現狀呢？它這隻民主白蛾是破繭起飛了。可是飛蛾都有其撲火的本性。誤把烈焰當光明，萬一飛翔失控，撲火自焚，也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寶島今日的情況，從歷史中找前例，似頗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時期。德國當年由於仇恨加暴力曾引發過一種「排猶運動」（anti-Semitism）。國人把復興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國內外的不平現象，都遷怒到一個少數民族頭上；造成一種山雨欲來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義」（terrorism）傾向的群眾情緒。這種情緒最容易升級。如不能適時加以抑制，以防患於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樂觀的。
長話短說。我們海峽兩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還是在德蘇兩個模式中尋出路。雙方距「民國」的真正目標，都還有其不同的距離呢！但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社會體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民國」呢，請先瞭解一下「民國」的本質。
「民國」政體的本質
丟開繁瑣的西方政治哲學不談，且看看我們自己的現代思想家如何說法。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上說他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篇＜總理遺囑＞原是那位頗有文採的汪精衛執筆的。汪氏為遷就他那「必須、務須、尤須」的行文腔調，代孫先生撰遺囑，就不免以辭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他還要全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間也自由平等呢。
當然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孫先生所要求的並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紅衛兵「反封資修」的「窮平等」。他一直強調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只是「大貧、小貧」。在大小貧之間求平等，是沒有太大地意義的。孫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辭彙來詮釋，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後均之，則我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包括附屬於農業經濟體系之內的手工業和小城鎮）就不能勝任了。簡言之，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國」，則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就是個必要條件了。
再者，搞工業化的經濟起飛，是全國人民都要動腦動手的，少數人如濫用權力，從事包辦，這個經濟是永遠「起飛」不了的。這樣就牽涉到政治體制上的民主開放了。且放下「現代」人類社會行為中所應享有的「人權」不談，縱使只從經濟建設這一項更迫切的實際專題來觀察，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開放也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翻看當今「已開發國家」的進化史：未有政治封閉而經濟可以「起飛」者；亦未有經濟已經起飛，而政治仍繼續其封閉者。這一對難兄難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也。所以一個真正的「民國」所應具備的第二個必要條件，便是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所代議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運作上有任何矇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國」了。
有了個「民有、民治」的真民國，則民之所「享」的經濟財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權、四大自由是會與之俱來的。孫中山先生革命終生，他那個「尚未成功」的最後目標便是建立一個如上所述的真民國。
可是一個國家縱使能完成上述的兩大條件如戰前的日本和德國，究竟怎樣才能把它維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個天大的難題。古人云「創業不易、守成尤難！」正是這個意思。試看日本「明治維新」諸賢苦心孤詣所建立的代議虛君制，是多麼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輩可以「創」之，而後輩卻不能「守」之。等到少數暴戾無知的「少壯軍人」，藉愛國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國景從。勇則勇矣，其後果便要吃原子彈了。再看德國：一次大戰後，它忍辱負重、重建共和，多麼可泣可歌！不幸少數領袖，私心自用，利用群眾報復心理，化仇恨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浩劫了。
日德這兩個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現的優秀民族。但是為什麼犯了如此愚昧的錯誤呢？我們讀史者嘆息深思之餘，才悟解出，原來他們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們政黨之內，狹隘的組織家壓制了有遠見的政治家；在他們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論家也擠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樣就使我們在中山之後，又想起了胡適之先生——孫、胡二人的思想是蕭規曹隨的。
適之先生早年就反對極權。認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徑。要想以法西斯、褐衫黨一類的「速效」來建國救民是緣木求魚的。胡適晚年鼓吹「容忍重於自由」。主張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還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單方面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那就是曹操了，還有什麼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導民主的精義所在，便是一句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二次大戰前的德、義、日三國，在工業經濟、代議政府兩方面都已具備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不幸的是他們萬事俱備，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這一陣東風。東風不來，他們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壓根兒就不民主，從而濫用自由、濫用「多數制」（majority rule），那就誤盡蒼生了。
話說至此，我們「民國」的本質也就顯露出來了。本質為何？曰：「工業經濟」也。非振興實業無以富。曰：「代議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選代議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財」（money）多「力」（might），則充其量一個小小「軸心國」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實上，自「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開始，我全國同胞、仁人志士，殫精竭慮所追求的便是這三個目標。但是一個半世紀過去了，我們在大陸上可說是一個目標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遠。台灣呢？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這一簣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壓死一隻駱駝。我們寫歷史的人，執簡在手，每晚都打開電視，只有耐性地等著瞧吧！
「後封建」時代的中西之別
朋友們或許要問：民國之遠景既若是之單純，何以我民族苦學猛追了百餘年，死人億萬，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這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千頭萬緒的。同時這一問題亦非中國所獨有。大國如印度，小國如菲律賓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不都有類似的困擾？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擾中國最大的原因，顯然還是個中西「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的問題。
須知我們的大清「帝國」是兩千多年來，一脈相承，純中國文化的產品；而「民國」則是個徹頭徹尾西歐文明的延續。以古老中國的傳統，一下要接上現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說是「鑿枘不投」，我們還是小看了這個問題。事實卻是它二者是「兩極分化」、「背道而馳」，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國」之蛹，蛻變出一個西式「民國」之蛾，其過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處此「後封建時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劇發展的影響之下，我們又必須洗心革面，非變不可，這就是我們近代史上的難解之結了。
可是中西之別，究在何處呢？這問題，答來話長。這兒且說點簡化的大略。
從比較史學著眼，可以說近兩千年來世界文明之發展，大致可用東亞、西歐兩大主流之演變以概其餘。這兩大主流本是各自發展，極少相互干擾的。兩相比較，其成就蓋亦在伯仲之間。可是在十七、八世紀之後，西歐文明就顯然逐步領先了。當東亞文明還停滯在帝王專制、農業經濟時代，西歐各國在政治上已揚棄了專制；在經濟上也擺脫了以農為本而逐漸地發展出「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了。
西歐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脫韁而馳呢？其關鍵蓋為「封建社會」崩潰之結果。筆者在諸多篇拙作裡，曾一再闡述中西社會發展之過程有其「通性」，如雙方封建社會之發生與成長，便是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