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
斯文曾由顧師頡剛函囑送交《文史雜誌》發表。嗣以離渝匆匆，遂辱所命。茲檢行篋，復得舊稿，烽煙無定恐復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雲爾。
我國地方政治的郡縣實二級制。自秦代實行以來，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脫其範疇。至於郡縣制之創立也，後人咸謂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或有推源到戰國以前，謂即已見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徵，前賢論之審矣。然於郡縣之何以形成則鮮有論及者。吾人敢斷言郡縣制度之成立也，斷非由於一二先知先覺的政治理論家事先立說創制於前，然後始有郡縣者。換言之，則郡縣之起源勢必由於人類社會生活逐漸演變之結果，今試就其演變之程序一申論之。
農業社會初期的人與地
竊以封建社會之形成與夫郡縣制度之確立，其必發生於土地私有觀念產生之後蓋可斷言，蓋人類既逐漸脫離遊牧生活而進化至農業社會則土地始漸被重視。然方其始也，黃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但須稍加墾殖則所在皆為良田。任何部族酋長皆可擇其最肥沃最至闊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於劃成井田亦自無不可，且由於土地之邊際價值（marginal value）過低，人之對於土地亦不會生私有觀念。各部落劃地而耕彼此間無利害衝突。雖有強者亦毋須侵奪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強凌弱者，而被壓迫者亦可遷而去之不必與之抗爭。好在生存空間不發生問題；人民只要不過分懈惰則樂歲終身飽，凶年得免於死亡。
且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史記．周本紀》）古公固然是不好多事的長者，然他所以敢如是慷慨者，主要的原因還是有岐下可遷。不求聞達於當世，一樣可以自耕自食，無求於人。
土地既不會生問題，則當時部落間競爭的主要對象不在「地」而在「民」。誰能擁有大量民眾，誰就能稱雄當世；誰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長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而一般野心家的酋長則要努力抓得大批民眾為自己部屬。然當時既無國籍限制，人民又無若何笨重的不動產，耕地所在皆是，因之他們可隨心所欲，任意遷徙，對於所隸部族亦無若何束縛，可去可留。如有酋長不得人民歡心，則其部屬便可相率逃去。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舉國復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見同上）薰育莫如之何。更有甚者，「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同上）是皆可想像出來，諒非史遷臆說。因之當時部落酋長絕不敢開罪民眾，相反地他為著吸取民眾，反要取悅人民，因之乃有所謂「仁政」興焉。誰能行「仁政」得到人民好感，誰就能口碑載道遠近來歸，誰就可富強起來。此遺風至戰國時猶未全泯，梁惠王的心理便是如此。他問孟子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他這是在利用「仁政」為爭取民眾的手段呢！
再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孔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禮記．檀弓》）可見在春秋時期，「去」——遷徙——的問題還甚簡單，主要的還是以政治為轉移。
以故上古部落酋長，唯一自謀發展勢力之道便是爭取民眾，而「仁政」便是爭取民眾的手段。部落間的競爭，也只有競行仁政。誰行得最有成效，擁眾最多，誰就可以為天子。且看三代後人，皆能說出一套他祖先如何「行仁政」的歷史來。至後來子孫不肖得意忘形，失去了人民好感，因之其部屬又相率亡去，其勢力遂日益式微，結果由另一位仁政行得最得法的酋長，取而代之。故周武王伐紂，初會孟津時，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史記．周本紀》）眾叛親離部下逃得差不多了，於是武王一舉而滅商國，代為天子。
故行仁政是農業社會初期政治的特色。那時代才是真正的民本主義的社會，人民有絕對自由的生活，絕對自由的意志，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自為著他的快樂生活而操作；他們無求於人也無害於人。可想見當朝暾初上，荷鋤頭，唱山歌，是怎樣的一個自由快樂的世界，那確是真正值得我們懷念的原始社會。流傳所及，到後來儒家感世道陵夷生靈塗炭，未免益增思古之幽情，於是一開口便是堯、舜、三代，崇先聖而薄後王，盡量地恭維前人，使他們成了理想化的人物，而想復興三代之盛。可見他們未能瞭解人類經濟生活發展的程序，未能把握住時代，結果奔波一生也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聊以盡心焉而已。難道後王的本質上，就比先王壞？試看戰國時宣傳仁政最力的大師孟軻亦何嘗不受諸侯的熱烈的歡迎；然他的仁政終究行不通。老實說，至戰國，「行仁政」的時代早成過去，其結果是「天下莫不與之」，或者是因此而被鄰國侵滅，卻大有懷疑的必要。
土地私有與封建
可是後來生殖日繁，耕種技術亦隨之進步，由粗淺的自然播種進而發明耒；由人耕進化至牛耕。土地大量的被利用，荒地日少。因之土地的使用漸漸地感覺不自由。人民各擇沃土以居，最後雖荒山大澤亦漸被利用，誰能捷足先登據有一塊沃壤，簡直是天之驕子。至後來雖求得一塊瘦瘠亦屬不易。因之人民乃據土地為不動產之一而安土重遷了。土地漸漸地感覺不敷分配，兼以地形的限制，井田制之不能再實行，亦是意料中事。
至是但有土地便不愁沒人耕種，因之野心的酋長們所愁的不是寡民而是國小。彼此間爭奪對象轉移至土地上去。國家遂由以人民為主體一變而以土地為主體矣。國君——也就是部落酋長，為著擴張國土，不惜剝奪人民的自由以配合他開疆拓土的野心；暴虐無道的更不惜奴役人民以供一己淫樂。蓋已無需乎再取歡民眾，而人民雖稍感苛政的虐待，亦不敢輕言遷徙了。自是以後遂不復再有仁政矣。
因之土地乃漸漸地變為私有。小而言之人民私有，大而言之國君私有。土地私有的觀念既成立，真正的封建制度乃繼之以起。跋扈的野心家乃思侵奪他人土地以實一己私囊；或劃地以封功臣親戚，役其地人民為農奴。至周初時，已屆成熟時期，周武王乃集封建之大成。《苟子．儒效篇》說：「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太史公估計姬姓諸侯有五十五人（《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考其封土所在地，多在王畿附近的沃壤。其封異姓諸侯泰半屬於不得已，其有古聖先王之後者如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等。史說是「武王追慰先聖王」，實則不過是一種弭謗用的文過飾非的手段而已。其外便是同平天下立有汗馬功勞的功臣亦不得不封。然異姓諸侯所封多在邊圉，甚或指定某一塊未經征服的土地，開一個空頭支票封予之，令其自己去經營，如封齊便說：「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詩經．齊風》）任其自己去發展。召公奭之封於燕亦是如此。至於後來的秦則更不用說了。周人為犬戎所逐，平王東遷時對秦襄公說：「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史記．秦本紀》）後來秦文公逐戎，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歧，岐以東獻之周。他們皆是獨力發展而蔚成大國的。
其另外一種異姓諸侯，即是本有其國，實力亦相當強大，周人鞭長莫及，奈何他不得，只得就其地加封之，如楚如越皆是也。天子賜楚侯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史記．楚世家》）楚地千里，周武王是無奈他何的。
周之前可以想見，所有部族皆各自獨立，不過以商國較強大戴為共主。其餘仍各王其國，周武王伐紂猶稱商國，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皆迎於郊，固無所謂王畿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詩．小雅．北山》）是武王蕩平天下以後事。周武王既把天下土地率數征服，然後重新分配給自己子孫及少數功臣親戚，不用說那會於孟津同舉大義的八百諸侯皆遭了走狗之烹。他蕩平了天下諸侯，才開始大規模的封建起來。蓋封建演變至是已達成熟時期，而周武王正是應運而生的跋扈英雄。他的底定天下實行大規模地封建，與秦始皇之統一天下大規模地實行郡縣制同樣地是一個劃時代舉動。他與秦始皇可說是前後媲美的兩位野心家，他們是同樣的自私與跋扈。可是他的子孫畢竟蒙惠不淺。世世不絕的對他們祖先歌頌不已。七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