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原為筆者在五○年代末期所寫的英文講義，後經胡適之先生之鼓勵，用中文改寫，原擬送給台灣之《自由中國》發表。後因該刊迭遭困難，我們乃在海外另行籌辦一個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論壇》，在紐約編輯，香港發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論壇》於民國四十九年出版的第一、二號連載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雖已四十年，滄桑幾變，然今日重讀之，個人思想仍前後如一，而文中所言，與四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亦無太大的抵觸。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個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舊。文中所引孫中山先生的話，在《海外論壇》所載的原文中，未註明出處。今篇則增註之，以便嚴肅讀者之查對也。（作者補誌於民國八十七年春節）
我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革命」、「維新」、「變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運動，真是屈指難數。這些運動之發生大體說來多發乎仁人志士救國救民的願望。為貫徹這些由願望而發生的運動，已不知有多少先賢先烈為之而拋頭顱灑熱血。然時至今日這些「運動」仍然方興未艾，吾人試一翻閱中國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覺這是一筆令人難解的爛帳。
不過我們今日如回頭仔細分析過去百年的史跡，則又覺這筆爛帳之中似頗有線索可循。吾人如試把「同治中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乃至中共的席捲大陸，與夫今日正在滋長中的「民主自由」運動等等連成一氣，作一個有系統的分析，我們便發現這些重要史跡不是單獨發生的。相反的，它們是一個接著一個的發生，層次分明的連在一起形成一個總運動。而上述諸運動只不過是這一「總運動」的各階段。一言以蔽之，這一個「總運動」便是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轉型運動」１。
世界性的現代化運動
須知此一「現代化運動」並非我國特有的現象，它是世界性的。簡言之，便是十九世紀初，西歐工業革命之後，西方文化隨其商業和武力向外發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內部一種改革性的反應。借用湯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歷史哲學上的名詞，那就是文化之間的「挑戰和反應」（challenge-and-response）的現象。
但是西方文化這種「挑戰」，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應」卻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項，現在對中東、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極大的挑戰性。但在我國則已經變成我們向西方文化反挑戰的最好課題。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質之不同，它對現代化運動的反應之內容與特性亦各異其趣。
我國現代化的內容與特性
現代化運動反應在我國的內容與特性，又是些什麼呢？筆者不揣淺薄，試歸納之為六大項目如後：
一、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國家形式。此種國家形式是顯然和我國固有的「民無二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別。２
二、工業化和社會化的國民經濟。我國固有的是農業的國民經濟，和不平均的財富分配製度。
三、合乎人類理性，合乎科學，並能適應工業化社會的道德標準和社會制度。我國舊道德和舊的社會制度，凡不能與此三點配合的（例如：「三綱」、盲婚、守節、宗族制度等）均在現代化運動過程中逐漸被揚棄。
四、專精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種足以保障基本人權，採用多數決定和法治的原則，用選舉方式產生的政治制度。
舉此六點，我們不是說我國古代學術思想中沒有這方面的學說。相反的，這六項概念都可在我國文化遺產中找到根據。但是那些根據只是少數學者的理想。它沒有成為我們的立國基礎。沒有形成被群眾接受，蔚成一時風氣，而為「舉國和之」的運動。
我們更不是說所謂「西方文明」中已完成這六大項。我們是說在他們的文明中，這六項已成為主題，其整個文化的趨勢是向這一方向發展的。而我國自同治中興之後，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也是亦步亦趨向這一方向發展的。不過我們這一發展的原動力則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戰」所產生的罷了。
階段性和「一次革命」論
正因為我們的「現代化運動」是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發生的，我們「應戰」的過程便十分艱苦。因為要現代化，我們不特要「布新」，我們還要「除舊」。對這項除舊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實是孫中山先生。所以他說：「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莫易於建設。」反觀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史實，和各種形形色色的運動，無一而非這項「除舊布新」工作之中，「破壞」和「建設」所引起的。由於這些運動性質之不同，它們也標誌出我國現代化運動中顯明的「階段性」。
試讀我國當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導師們的言論。我們便知道他們多數是只看中了這一「現代化運動」整體之中某幾個階段，或某幾項課題，因而只注意某幾項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項。如早期搞「夷務」或「洋務」的人，他們只看中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船砲政策。
但是後來亦有少數「先知先覺」，看準了今世現代化的潮流而主張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通盤的現代化。不過這些人，多為「一次革命」論者，他們主張把這「現代化」的百年大計「畢其功於一役」！
孫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孫中山先生便是這樣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後，他老人家便立了一個九年計畫的「革命方略」。他說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內中國便變為一個通盤現代化的新興的國家。誰知對他這方略首先不贊同的不是別人，正是他那群萬死不辭的信徒，同盟會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歎曰：
……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謂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為之心灰意冷矣！３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為山九仞之時，對革命導師忽然不信任了呢？歷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適之說：「民國初年，民黨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計畫的事，很有研究的價值。」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費解的事。從一個角度來看，黨員不信任黨魁，固然是黨員「知識太低」；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黨魁沒有把握住時代而脫離了群眾？對現代知識有高度認識，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黨員」們知識尚且太低，則「區區庶民」又何能追隨景從呢？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實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領導這偉大的革命的國民黨人及其導師到臨死時還要說「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黨派成見的共產黨人則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為「革命」。他們之所以如此者，便因為他們都是一次革命論者。把中國歷史看成汽車。他們要把這汽車按他們預定的路線，開往他們所預定的目的地。換言之，他們都希望把一個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極短期中變成他們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國家形式。
但是中國近百年史告訴我們，他們的願望都落空了。這個古老的文化是在變，並向現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趨的在變。但它卻沒有聽從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搖身一變」。相反的，它是在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變。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變動，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長」強迫它跳躍前進。換言之，在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運動中浮沉的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國六年，隨張辮帥到北京搞復辟運動的康有為，便「落伍」了。落伍到連他最忠實的學生梁啟超都要罵他「厚顏」。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權」，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連「同盟會老同志」也罵他「大炮」。
各階段及其主題
落伍之可悲，固無論矣。勇往直前的跳躍前進何以亦發生反效果呢？史實告訴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是分階段完成的。而各階段有各階段的主題和若干副題。主題便是各該階段的「當務之急」。而副題（可能是次一階段的主題）在現階段則往往是「不急之務」。而完成這主題與副題的方法則可能是抵觸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題，可能增加解決副題時的困難。但是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的，則往往為該階段所唾棄。古人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如果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則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後」。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