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白話
以上談了文言。文言是個怪東西，脫離口語，自成一套，而且壽命那麼長，積累了那麼多文獻，創造了那麼多花樣，又離現代語比較遠，很多人感到生疏，所以費的筆墨比較多。以下談白話。白話，我們現在正在用，過去也有，都是怎麼說就怎麼寫（理論上如此，實際做還有問題，留待下一章談），許多方面都不像文言那樣複雜，似乎沒有什麼可談的。其實問題也不少。主要問題是，它應該和文言分道揚鑣，卻有時又和文言混在一起。混在一起，身份欠明晰，想說明它就會苦於不能斬釘截鐵。確定身份是相當難的事，但為了能夠有的放矢，我們總不能不大致了解，所謂白話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語言。
11.1.1白話的定義
白話，和文言一樣，都要指書面語言，以及為什麼這樣限定範圍，前面第1.2.2節已經談過。這樣的書面白話，定義不難，是文言漸漸離開口語，定了形，並且在書面上佔優勢甚至佔壓倒優勢的時候，照當時的口語寫的文字是白話。白話，口說的，當然年歲最大；手寫的也可以這樣說。可是定義說是在文言定了形之後，這是因為，如果沒有文言，書面上都照口語寫，雖然那是白話，卻不必說它是白話。這意思，本書開頭一節曾提到，是文言和白話，就名稱說有依存關係：沒有文言，就不必稱照口語寫的書面語為白話；沒有白話，也就不必稱脫離口語的書面語為文言。
這樣認識，前面第二章提到的早期書面語，甲骨文、金文、《尚書》《春秋》《論語》之類究竟應該算什麼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甲骨文、金文、《尚書》之類是商周的，推想都是照口語寫或照口語而稍稍化簡寫。《春秋》《論語》之類時間較晚，與當時口語究竟有多大距離，我們不能確切知道。假定也距離很小或不遠，那麼，我們就可以根據上面的規定，說這些都不是白話，因為文言還沒有定形。這是消極一面的否定。積極一面，肯定都是文言，就還要找另外的理由。在第二章我們說是依常識，也就是從俗，現在白話有了定義，似乎就可以加強一點說，既然不是白話，又和定了形的文言有前後相承的關係，就無妨說或只好說這些都是文言。這有如子孫騰達了，父祖輩借光得了封贈，也就可以稱為師保之類了。
給白話定義，強調與文言對立，還有個好處，是辨認白話就有了比較明確的依據。辦法是從辭彙、句法、韻味等方面看，顯然與文言有區別的，是白話，反之，不是白話。自然，真正去辨別，還不免會遇見像是有區別而又不顯然的，這怎麼處理才合適，留待下面第十四章討論。
11.1.2白話的特點
特點是對比的產物，也惟有對比，才顯得更有述說的必要。前面第五章介紹文言的特點，主要就是從與白話的不同方面說的。現在介紹白話的特點，當然也要從與文言的不同方面著眼。上面11.1節說，白話的許多方面都不像文言那樣複雜。這是因為它是照口語寫，口語是家常便飯，即使有些講究也不很多。還有，文言和白話雖然有大異，卻也有些小同，如字形、字音之類，前面已經講過，當然就不必再講。可以講講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當然是辭彙和句法方面的不同。白話里有大量的詞，以及很多說法，是文言里不用的。這類現象，無論翻看中古的白話還是現代的白話，都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例證當然是隨處可見，這裡只舉一點點。先說辭彙方面的。《史記·陳涉世家》記載，陳涉稱王之後，一個窮困時的舊相識來看他，走進王府，看到陳涉享用的闊氣感到驚訝，說：「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夥頤是感嘆詞，是白話，除繪影繪聲以外，文言里不用。又如《世說新語·巧藝》篇記載，顧愷之畫人不點睛，人問他，他說：「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是白話，意思是這個，也是除了繪影繪聲以外，文言里不用。再以後，如《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說吳秀才「沒甚麼盤纏」，沒、甚麼和盤纏都是白話，文言里也不用。現代白話里大量的詞，尤其新生的或新借的，如宏觀、反饋之類，與文言更是風馬牛不相及，這大家都清楚。再說句法方面的。同樣的意思，白話用另一種說法，例證也是隨處可見。如《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里有這樣兩句話：「都把孩兒們來與他教訓」，「走將一個人入來」，都是文言句法里沒有的。現代白話，如把字句，兩個動詞帶一個賓語，用助詞「得」引出補語，等等，也是文言里沒有的。現代白話里還有不少譯文，大部分異國氣很重，那就與文言相隔更遠了。此外，表示語氣的辦法，白話和文言的分別更加明顯，這在前面2.3.3節已經談到，不重複。
其二是與作品有關的人群，階層不同。這是就作者和讀者說，與文言有牽連的人大多是上層的，與白話（現代白話例外）有牽連的人大多是下層的。原因很簡單，是在舊時代人的眼裡，文言和白話有雅俗之分，廟堂和士林要用雅的，引車賣漿者流只能用俗的。打開文獻庫藏看看，這項區別會表現得更加明顯，文言典籍的作者十之九是這樣那樣的官；至於白話，以小說為例，早期的多是伎藝人所作，當然要成為無名氏，就是留名的，如羅貫中、施耐庵等等，也等於不見經傳。甚至世家出身的曹雪芹也不例外，如果曹家不敗落，或者他騰達了，成為尚書、侍郎之類的高官，《紅樓夢》也就寫不出來了。至於讀者，或擴大些說欣賞的人，階層的區分也很明顯。蘇軾《東坡志林》卷一記載：「塗（途）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陸遊詩也有「滿村聽說蔡中郎」的句子，又，《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一類書曾記載瓦肆（也稱瓦舍）伎藝人說書的情況，可見講小說，地點限於村野和市場，「大雅君子」是不去聽的。宋元以後，小說更加流行，士大夫中有些人由不理會進而變為厭惡。如清初周亮工著《書影》，開頭記他父親的家訓式的著作《觀宅四十吉祥相》，其中第一相是「案頭無淫書」，下有小注說：「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盪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卻。壞心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這位周公沒有大權，所以燒還限於自己家的案頭，至於皇室，由順治到同治，幾乎歷朝都下令禁止，燒全國的了。以上是說階層方面有鴻溝。但這鴻溝又不是決不可逾越的，因為白話這個表情達意的工具，不只能夠講故事，而且能夠講哲理。這指的是語錄，來源於和尚的講禪機，宋明理學家學了去，用它講性理，大和尚，理學家，當然都是上層人物。還有，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尤其到近代，上層人中也會有少數喜愛所謂俗文學，如俞樾修改《三俠五義》，劉鶚寫《老殘遊記》就是這樣。
其三是發展變化的遲速不同。前面談文言，常常說到定形，意思是，某一時期這樣，其後還是這樣；即使有變化，也是零零星星的。白話沒有這樣的定形。原因很明顯，是它要照口語寫，口語變，它就不能不隨著變。唐朝以前，我們幾乎見不到純粹的整篇的白話，可以不論。唐朝以後，宋元話本存世的還有一些，既純粹，又整篇，可以作為那時期白話的代表。我們現在讀它，與《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等比較，就會發現，韻味已經相差不少，如果與《吶喊》《子夜》等比較，那就相差更多。文言變化慢，是因為不只可以用舊的，而且樂得用舊的，如冠禮是早已不行了，明清人用文言寫，表示成年，還要說弱冠或已冠，不這樣就像是不夠典雅。白話基本上不能這樣照抄舊的，如「須——」，「——則個」等說法，話本里隨處可見，《紅樓夢》里不沿用，《子夜》里當然更不能用。專就這一點說，白話比文言個性強，不同的時期總是有不同的面目。其四，文言和白話並存，難免互有影響，可是影響力量
的大小不同：文言大，白話小。以國際貿易為喻，文言對白話是出口多進口少，白話對文言是出口少進口多。這當然有原因，是用文言寫的人，一般認為白話是俚俗的；用白話寫的人，有不少也會文言，或者由於需要，或者由於不知不覺，筆下很容易出現文言手法。用慣文言的士大夫間或用白話，個別的，情況千差萬別；一般的，我想到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作詩（主要是模仿樂府民歌），作詞（主要是早期），用一些白話或比較通俗的文。因為這類文體來自民間，所以嚴格講，這樣用白話，是保留而不是吸收。另一種是明朝晚期的公安派以及受它影響的李漁、金聖嘆、鄭燮等，因為主張並表示行文要直寫胸臆，所以文言里有時夾雜一些白話。這樣的白話是宴席上的小菜性質，雖然上了席面，地位卻並不高。至於相反的一面，文言給白話的影響，那就大多了。隨便舉一些例。一種是白話里夾用一些文言說法。如《西廂記》第一折張君瑞上場的道白，當然是用白話，可是裡面夾用了「本貫西洛人也」，「小生書劍飄零」，「螢窗雪案，刮垢磨光」，「何日得遂大志」，這是白中藏著一些文謅謅。另一種是白話里用力玩弄文言的花樣。如《破魔變文》用了